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回顾90年代以来的历次危机不难发现，每次危机前都伴随着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危机发生时又会大幅流出。国际资本流动的这种自由流动在促进一国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给其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放大经济波动幅度，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研究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特征和风险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总结梳理了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特征，主要内容有:分别从资本总流动和各类私人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对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趋势和现状进行分析，并描述了其私人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情况和波动特点，此外，还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进行分析。　　第二，本文从相关性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对国际资本流动联动性进行实证研究。由于受国际金融、贸易等渠道的溢出效应的影响，一些国家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联动和共振性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本文首次对不同区域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性和风险传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主要地区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联动情况而言，亚洲和南美洲之间的联动性最为显著;对于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联动情况而言，巴西和印度、巴西和南非、印度和南非、印度和中国之间国际资本流动联动性都相对较高，而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明显。　　第三，创新性地从量化角度出发，实证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极端波动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关系。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加深，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也大幅增加，给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和风险。由于各国金融体系自由开放为国际资本的这种极端波动提供了一定条件，本文首次实证研究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与国际资本流动剧烈波动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会显著降低发达国家证券投资流入发生大进的概率，这可能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相对成熟和发达有关;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在显著提高其他投资大进发生概率的同时，还会显著增加资本总流入发生大进的可能性。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鲁棒性检验，其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以上结论的可靠性。　　第四，首次尝试建立国际资本流入风险影响因素模型。具体表现在:首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传导机制进行全面梳理;其次，结合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传导理论以及统计性描述分析，本文首次尝试定量刻画国际资本流入风险;最后，运用面板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别建立了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影响因素模型。其结果表明，外汇储备/GDP和GDP增长率水平与资本流入风险大小成正比，而经常账户余额/GDP和M2/GDP与资本流入风险大小成反比。此外，空间计量模型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组织关系能显著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入风险，而地理位置关系则会显著提高其国际资本流入发生风险的概率。　　第五，本文将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和自回归滞后模型相结合的动态模型引入对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跨境热钱影响因素研究中。作为国际资本流动中最活跃的一部分，热钱流动给一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在结合国际背景和中国宏观经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创新地运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和自回归滞后模型相结合的动态模型对我国跨境热钱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我国跨境热钱流动存在双区制，即“高风险”和“低风险”区制。在“高风险”区制中，我国跨境热钱是潜在流出状态，且仅有风险因素对会显著影响其变动状况;而在“低风险”区制中，我国跨境热钱呈现潜在流入趋势，此时，不仅受风险因素影响，其追逐短期利益的性质也开始体现，与利率波动和汇率波动的关系显著增强，并且还受其自身预期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从流动规模、波动性、极端波动以及结构变动等角度，对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的特征进行分析，并总结了9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总流动的变化趋势，丰富了有关对国际资本流动特征和趋势方面的研究，对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第二，从一般相关性和风险传染两个角度出发，探讨全球主要地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联动效应，研究成果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有一定参考价值。第三，分别以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验为依据，研究了金融自由化与资本流动极端波动之间的关系，对金融一体化浪潮下政府部门应对国际资本巨幅波动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四，在定量层面对国际资本流入风险概念进行界定，运用面板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入风险影响因素，为研究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五，首次创新性地运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MS)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相结合的动态模型探究了2007年以来中国跨境热钱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制定应对跨境热钱流动的相关政策具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