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初唐的应制诗为研究对象,把初唐的应制诗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贞观诗坛、龙朔诗坛、武后中宗诗坛,每个阶段分别从文人集团、文化的整合、社会的主导风气和社会背景等方面,结合文化学、文艺学、人类学等学术成果来分析初唐应制诗在不同的阶段所体现的不同概貌。在“贞观诗坛”,文人集团主要以隋朝旧臣、关陇贵族、江左士人、山东士人为主的宫廷诗人为主,这一时期应制诗的总体特征正如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所说:“调入初唐,时带六朝余绪。”由于建立之初,文化的地域分化还比较明显,内容大多为歌功颂德,但却显示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反映的是大唐初期士人在新的王朝统治下,志满意得地对大唐开国宏伟气象的赞美,但也有少许内心的无奈和彷徨。龙朔诗坛的应制诗在此基础上随着宫廷政变、诗人群体发生了变化,文风得以整合。这一时期的寒门士子在“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下,大多曾受到关陇贵族文士的排挤,门阀制度又使他们无缘宫廷的上层生活。在武后的特别政策下,他们得以进身宫廷,虽然善于文辞,但多薄德行,不能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真正见解。因而他们写的奉和应制诗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作,不免被认为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但更注重诗歌在艺术方面的追求,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以上官仪的“绮错婉媚”和许敬宗的颂体诗为主要表现形式。武后和中宗诗坛,就显示出另外一种风格,因为,这一时期的诗人大多经过武后的宫廷政变,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广泛实施,使得寒门子弟也有了进入宫廷的机会,但巨大的社会变化和自身卑弱的社会地位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取得上层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害怕丧失自己已得的地位,就极阿谀奉承之事,然而他们的杰出的文学才能又使他们在创作应制诗时,在艺术方面就形成了造语的新奇华美,音韵的和谐,对仗工稳,因此在艺术技巧方面比前期更显示了长足的进步,近体诗五、七言律诗的最后定型与后来的全面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初唐应制诗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