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科隆欧盟高峰会议上，欧盟成员国正式启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表示欧盟成员国正式在防务领域开展欧盟层面的合作，并将防务合作放在欧盟的第二支柱--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范围内进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主要功能是对外干预，因此，作为一种干预性权力，具有其自身的形成动力、政策框架、运行机制、行动项目等。　　 本文认为，干预性权力在根本动力方面，主要应放在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大背景下考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帝国”理论的论述，可以较好地考察欧盟在冷战结束后打造其干预性权力的根本动力，即将非资本主义环境内在化。在内在化过程中，需要借助必要的权力，而干预性权力是特别针对一些所谓“失败国家”和“虚弱国家”，通过军事力量先控制其安全局势，再使用民事力量参与其国家重建过程或制度改造，因此，欧盟干预性权力究其实质而言具有“类警察权”的特征。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建立欧洲的干预性权力，对欧洲国家所认为的外围进行干预，并在这些国家建立欧洲制度模式，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目标国为外围的资本主义“帝国”统治秩序。　　 欧洲国家长期来领土防御主要由北约承担，缺少干预性力量所需要的军事手段，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面对动荡不安的南部地区的冲突和内战，无能为力，只能借助北约进行军事干预，为此，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下定决心打造一支以欧盟机构为框架、成员国积极参与的干预性权力，包括军事力量和民事力量，而且其建设重点以军事力量为主。无论是军事力量和民事力量，究其实质是类警察权力，由于其目标是出于干预，因此其军事力量的建设重点不是高烈度对抗型的军事力量为主，而是以低烈度、快速反应、远程投送和长期维持的军事力量为主要特点，其民事力量的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准军事能力，以应对安全环境，建立秩序。为此，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内，欧盟组建了各种类别的自主干预性力量，包括快速反应部队、作战部队、宪兵部队、特种兵部队、民事警察部队和其他民事力量部队等，并建立多层级的欧洲指挥部，打造欧盟统一的军备市场和国防工业一体化，形成一支快速反应、远程投送、保障有力、持久部署、维持秩序、制度构建的干预性权力。　　 主权、能力和跨大西洋关系是发展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主要障碍。欧洲主要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和中立国家，对以对外干预为主要任务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形成基本共识，通过政府间主义的决策机制和以“框架国”为主的行动机制，在相对一致意见的前提下，确立志愿者同盟，以成员国和欧盟机构共同支持的形式，较好地解决了国家主权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解决了决策与行动的灵活性问题。由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西欧经济的总体衰退，欧盟也很难发展距离更远、规模更大的干预性权力，其用于军事发展的资金将是有限的，其干预的范围主要在欧洲周围地区，因此，与美国并不构成冲突。美国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一直是模糊的，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有自主军事力量，以便实现责任分担，另一方面，美国担心欧洲防务一体化将挑战美国霸权。美欧拥有共同价值观，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与欧洲的矛盾仍是跨大西洋内部矛盾，而不是霸权争夺。　　 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所组建的欧盟干预性力量，与欧洲传统的干预和干涉行为，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在殖民时期，欧洲列强使用军事干涉手段，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或者实行霸权争夺，显示了赤裸裸的殖民目的。而在冷战结束后，欧洲在对外干预方面的理念、手段和工具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其强调低烈度和国家重建，与欧洲传统干涉的血腥残酷相比，现在的干预更加柔性化和精细化，较易得到目标国的接受和配合，也易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国际干预的文明化趋势，体现了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