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深化改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深化改革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金融效率不高,融资成本居高,金融体系对银行的过度依赖等等。这与实现金融深化的最终目的——实现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有效的良性循环背道而驰。我国经济体制正在经历由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而相适应的,金融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及主题也应与经济体制相适应。回顾我国的金融深化改革,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吸引国内外学者研究金融深化的原因,一方面这有利于从源头上制定金融深化改革的政策,预防金融深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货币化比率过高的现象,了解金融深化的因素也有利于解读“中国之谜”。金融深化理论从麦金农在1973年提出至今发展了将近半个世纪,先后经历了金融深化渠道效应论—债务媒介论—金融约束论—新金融深化理论四个主流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一个体系。新金融深化理论的前提是内生增长理论,在衡量金融深化水平的指标中,货币供应量是一项重要的构成因素,因此,基于货币内生性理论,本文力求找到影响金融深化水平的内生因素,为金融深化改革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和结论。在金融深化水平的衡量指标选择上,本文回顾了麦氏指标和戈式指标的研究历程,鉴于研究两个指标在计算、统计口径上的差异,本文认为,单纯的研究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来代表金融深化欠缺考虑,结合我国经济货币化比例过高的现象,本文认为经济金融化比例能更好的反映金融深化水平,但FIR的简化公式不能真实反映金融结构对金融深化的影响,需要M2/GDP指标作为补充。对于影响因素的选择,在前人的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下,本文选择了以下三个方面:基于货币内生性角度和两个被解释变量的构成,本文选择了 GDP的纵向增长和横向构成即经济增长率、投资率、消费率作为宏观经济因素对金融深化的解释变量;基于金融行业本身因素考虑,选择金融资产存量和金融结构两个解释变量;基于开放经济条件,汇率能反应我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因此选择汇率作为金融深化的一个解释变量。本文选择中国2000年-2016年的68个季度数据,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变量一阶单整,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所选变量与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基于协整检验建立了协整模型,证明构建的模型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化关系,本文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最后本文发现,在长期,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与金融结构的改善、汇率的升高、经济增长、投资率增长成正比,与消费率增长成反比。结合影响系数大小,本文认为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过高是由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上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快速增长造成的;短期内这些因素对经济货币化的长期影响效果基本一致。对于经济金融化,在长期,它与金融资产存量、汇率及消费率成正比,与投资率成反比,短期内解释变量的影响也与长期基本一致,但金融资产短期与经济金融化是负相关关系,但会以较快的速度调整到长期均衡。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最后得出金融资产存量增加、金融结构改善(直接融资比例的上升)、汇率的升高、投资拉动型经济向消费拉动型经济的转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的金融深化水平。该结论有利于帮助政府在制定加快金融深化改革的措施时更好的考虑金融深化的内生因素。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结合使用经济货币化和经济金融化两大指标反映金融深化程度。前人多单独研究其中一个指标,不能弥补指标各自的缺点,两个指标的相互补充有利于充分考虑金融深化的内生因素。.第二,本文在金融深化影响因素中引入了金融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前人已经从理论上将金融结构纳入了金融深化的因素中,本文从实证上完善了该论点。第三,考虑了开放经济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开放因素更应纳入对金融深化的分析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