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包贵思是燕京大学元老级的外籍教师,与司徒雷登、刘廷芳、冰心、杨刚等人交往密切,归国后更是以中国园林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创作了长篇小说《河畔颐淳园》,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互鉴的典型实例。然而长期以来,她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一直被低估。本文根据哈佛馆藏的包贵思日记、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存档案等相关资料,结合自己的考辨,分三章论述包贵思的文学活动。第一章“化中国”,以包贵思在燕京大学的文学教学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包贵思是燕京大学元老级的外籍教师,与司徒雷登、刘廷芳、冰心、杨刚等人交往密切,归国后更是以中国园林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创作了长篇小说《河畔颐淳园》,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互鉴的典型实例。然而长期以来,她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一直被低估。本文根据哈佛馆藏的包贵思日记、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存档案等相关资料,结合自己的考辨,分三章论述包贵思的文学活动。第一章“化中国”,以包贵思在燕京大学的文学教学活动为中心,系统性地整理和阐述其在燕大执教的课程论文、教学活动、师生关系及教育理念,考察这位女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实践历程;第二章将重点聚焦于包贵思与冰心、杨刚、萧乾的文学交游情况,对中西文学与文化相互渗透的历程进行深入挖掘。在时代政治与个人思想的罅隙间,揭示包贵思所传播的西方文学与文化对学生们的潜在影响;第三章“中国化”,则以包贵思的文学创作活动为核心,探究在长期的在华体验中,包贵思如何受到了东方文学与文化的反向影响。从对话、协商,再到认同,包贵思逐渐以中国文化为镜,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巩固或重构了自我价值,跨文化体验为包贵思的中国书写提供了灵感和素材,过滤、变形了的东方诗学也在包贵思的思想和作品中出现了“在场”现象;结语部分纵观包贵思作为女性教育者、女传教士的一生,对其在华活动的是非功过做出更为精准的定位。
其他文献
“一肩挑”是我国现阶段基层治理过程中采用的一种全新模式,是中央层面基于农业农村现阶段新的发展形势,为应对长期以来两委权利的矛盾与纠纷,以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补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农村短板,并结合多年基层自治探索所做出的政策性安排,有着深刻的现实和理论逻辑。这一政策安排试图解决村两委长期运行过程中机构设置和职能分配所带来的摩擦,试图找到村委会行政与自治功能间的平衡点,最终试图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化解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关键。乡贤群体在服务乡村发展、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中,与政府行政部门比较,具有明显的服务性、灵活性和高效性,弥补政府未完全有效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增进乡村发展的力量。乡贤群体来源于乡村热心公益的能人,颇受村民崇敬,具有为村民办实事、做好事方面的能力优势。乡贤群体依托资源的多样化,组织结构的网格化,以组织的方式凝聚起乡贤群体
李砚作为当代青年作曲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创作领域广泛、涉猎丰富,在流行音乐领域和民族声乐作品创作中颇有成就,是一位实力派的新锐作曲家,他所创作的声乐作品在全国比赛中屡次获奖。近年来,他所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曲风高级、旋律优美,实现了现代审美理念和古典诗词形象的完美结合,是符合现代文化主流审美要求的典范之作。因此,在研究李砚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风格和演唱的同时,也能让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声乐作品创作的主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被动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生活、就业,一种以农民的集中居住为主要形式的社区形态就应运而生—涉农社区,涉农社区是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社区,较之其他类型的社区情况更为复杂,它的治理既借鉴了城市社区的治理经验,也吸取了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方法。当前,涉农社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开展涉农社区治理问题研究,成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可或缺
从理论空间和概念来说,工人阶级是一个舶来的政治名词,它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并不断演化。当它传入中国,就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相融合,并被赋予了与中国革命相因应的全新含义。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在贫瘠且广袤的农村建立了以武装割据为特点的苏区。这些地区在成为革命根据地以前,社会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交通运输落后,没有近代工业。苏维埃建立后,为
本文以布依族铜鼓为主,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布依族独特的社会生活进行分析。布依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根据汉文典籍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越人。布依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族称如何被一步步确定,如何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社会生活,与其他民族杂居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的特有性都可以从铜鼓的使用中反映出来。铜鼓在布依族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祭祀活动到节庆活动,再到居住环境中都可以看到铜鼓的身影。与铜鼓相关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太行革命根据地于1937年11月成立(以下简称太行根据地)。创建之初,各项组织工作和文艺工作因起步较晚、文盲人口较多、根据地民风落后、战争与政治意识淡薄、组织力量薄弱、影响力较小等因素而难以开展。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被迫参与到这场关乎全民族利益的抗战中来,为中共组织推动抗战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文艺活动,呼吁更多的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成风化人的重要方式,是时代发展的灵魂和命脉,是国家实力的充分象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作用。人民大众作为文化建设的创造者和享用者,必须积极投身文化活动,这就使得群众文化参与意识的培育和提升日益受到重视。而动员群众参与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培育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动员群众参与先进文化的成功范例,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因此
自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来,如何建设“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各界研究的重点。随后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又提出“坚持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为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乡村地区顺应时代新要求寻找到乡村治理的落脚点成为难题。村规民约作为在我国乡村地区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一项自发形成的行为规范,其内容
1918年11月,世界第一次大战胜利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随后,“劳工神圣”成为社会中流行的说法,并逐渐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变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政治与思想话语之一。《庶民的胜利》进一步将劳工群体推到了中国社会面前,使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将劳工与中国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所表现出的力量更将“劳工神圣”推向了高潮。但“劳工神圣”更像是知识界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