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延绵不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从婚姻制度产生伊始便要求婚姻以异性别为基础,自此性别与性倾向与等级压迫密切相关,性权平等和同性婚姻的诉求一直不得伸展。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同性恋者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迫害、歧视和压力,其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于是,对同性恋的研究在近代科学的多个领域里纷纷开展,并得到一致的结论,性倾向本身就是多元的,同性恋为正常的行为模式。这就促成了法学领域里的同性恋非罪化、非病理化的制度转向。也正是多种学科为其“正名”以后,同性恋者才获得了“理性人”的法律身份,其作为一个群体要求法律保障其平等权利的呼声不断高涨。近十余年来,同性婚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得到承认,国际人权合作在有关性倾向的平等与反歧视立法上也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共识。我国在同性恋问题研究上起步较晚,同性恋者权利保护立法更滞后于世界立法趋势。法律应该正视此问题,在理性的思考、探讨下与之对话,采取积极措施来促进同性恋者权利的保护。我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同性恋群体,同时也有着同性婚姻合法化特有的优势,同性婚姻的法律确认既具有迫切性又具有优越性。考察世界各国的同性婚姻立法体例,评析其利弊,有助于我们在将来的同性婚姻立法中做出符合国情的选择和创新。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理论和性社会学的著述,论述了性权利和同性婚姻的双向促进关系,希望多种学科能够以不同的视角共同推进性权平等和同性婚姻的法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