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亚入欧”说到“脱欧入亚”论,是我们考察近现代日本社会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解读广松哲学的一条重要通道。“脱亚入欧”之说,始于福泽谕吉的一篇名为《脱亚论》的文章。福泽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西田-京都学派又提出所谓“脱欧入亚”的问题。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广松涉发表的《以东北亚为历史的主角——建立以中日为轴心的“东亚”新体制》一文,再次涉及西田-京都学派提过的“脱欧入亚”问题,倡导所谓的“建立以中日(关系)为轴心的‘东亚’新体制”。广松关系主义的提出,与他的“物象化论的逻辑”有紧密联系。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历史观以及黑格尔之流视人类史为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的方法本身,而代之以“物象化论”。“物象化论”是广松哲学的重要方法。“物象化”之于他们(für es)是“把关系看作‘物’”,之于我们(für uns)是“在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方法”,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广松力图通过对以胡塞尔现象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的批判,映证实体主义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关系主义所体现的优越性。广松坚持,作为关系的“事”才是基始性的存在,任何把主体或客体实体化的尝试,终究是一种“把关系看作‘物’”的“物象化的误视”。广松哲学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哲学。广松关于认识世界和实践世界的“四肢结构论”作为一种关系本体论,其哲学目标在于为他所谓的“建立以中日(关系)为轴心的‘东亚’新体制”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