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新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创新活动的关注点由“量”转移到了“质”。而创新活动的开展会面临外部风险的影响,例如外部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等,高质量的创新活动更不可避免,成本低且高效的金融服务和多方面的资金支持能够有效规避风险,激励区域创新活动的开展。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其高效、成本低、覆盖面广等特征应运而生,满足了创新活动开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质量的影响尤为重要。由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创新能力水平位于我国前列,并且我国对长三角高质量的创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因此,本文选取2011-2020年长三角26个地级市的数据,首先,基于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梳理,构建区域创新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并对长三角数字普惠金融及区域创新质量的现状展开分析。然后,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质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分别展开实证分析,从空间效应入手分析直接影响,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将数字普惠金融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探究三个维度对区域创新质量具体的空间溢出效应;从中介效应入手分析间接影响,选取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质量的影响路径。通过研究得出结论:（1）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这种差距正在逐年缩小。从不同维度看,各指数的发展趋势与总指数一致,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发展依次降低。长三角地区区域创新质量发展呈现出“整体提升、强市越强,弱市越弱”的现象。（2）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区域创新质量存在负的空间溢出作用,根据偏微分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质量的空间影响表现为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的间接效应。从不同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区域创新质量有负的空间溢出作用。（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收入水平这三条路径均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质量,其中基础设施建设这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大。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