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先后发生了金融危机，从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金融危机浪潮.金融危机主要包括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两种形式，近来的研究显示银行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的情况下会通过特定的途径导致货币危机，从而给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随着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银行体系不稳定性也在同时增加，如何有效地防范银行危机、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了各国经济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　　当一个国家面临银行危机时，传统的做法是由该国的中央银行使用最后贷款人手段，为面临流动性危机的银行系统提供暂时性的流动性支持，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关于这种最后贷款人制度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些争论也在学术界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文献。将其称为最后贷款人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浪潮的涌现给研究者带来了更多观察银行危机的机会，对于现代银行危机的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经济学界对现代银行危机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各国中央银行政策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最后贷款人理论不断发展深入。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阶段，距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在这个过程中，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要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结合最后贷款人理论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笔者认为最后贷款人制度在规范和化解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安全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充分认识到我国的经济现实对于中央银行使用最后贷款人手段特殊要求，有助于帮助我国的中央银行提高防范和化解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在我国的经济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中央银行适当使用最后贷款人手段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效率与安全性并重，一方面要通过解除金融管制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改善那些制约中央银行恰当行使贷款人职责的制度安排，从而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于上述问题，笔者将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介绍最后贷款人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并对一些经典的最后贷款人理论进行总结。　　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早期的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属于银行危机，而最后贷款人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是早期银行危机的直接产物。英国的亨利·桑顿在1802年最早提出了利用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帮助商业银行度过金融危机的构想。经济学界认为，亨利·桑顿的这种理论是“最后贷款人理论”的起始，他的论述至今仍然对中央银行如何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白哲特对最后贷款人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他提出的“白哲特规则”主张在银行业陷入流动性危机时，中央银行对于具有良好抵押品的商业银行以高利率自由地进行贷款救助。“白哲特规则”实质上成为了整个经典最后贷款人理论的核心.　　第二章重点介绍最后贷款人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给出笔者自身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认识。　　尽管在近年里最后贷款人理论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是在关于最后贷款人制度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经济学界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在中央银行使用最后贷款人手段的必要性上，自由银行论者认为银行间市场完全能够代替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手段，维护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拥护者则认为金融传染现象的存在使得最后贷款人制度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在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应当采用的运作形式上，货币主义与银行主义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认为中央银行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完成，从而避免引发道德风险问题;而后者则认为向陷入困境银行的直接贷款才是最后贷款人制度的真正优势所在.对于这些理论争执，不能以简单的“对错是非”来评判。事实上，近年来最后贷款人理论的进展正是反映为对这些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而参与争论的学者纷纷给出支持自己论点的理论和实证证据。笔者将会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及其理论基础进行详细的介绍，并提出笔者在这些问题上自己的观点。　　第三章将集中讨论最后贷款人制度在我国的特殊性，指出我国经济中制约中央银行适当使用最后贷款人手段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并给出笔者的改革建议。　　我国银行部门中大量不良贷款的存在降低了公众对于银行体系稳定的信心，增大了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于最后贷款人制度更加倚重;而在另一方面，不良贷款问题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存在也导致了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责难度的增大，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在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很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经济中制约我国中央银行适当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因素有:我国的银行间市场仍欠发达;我国银行部门中存在着明显的垄断现象，导致了银行部门对最后贷款人制度的过分依赖性;中国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央行决策难度增加;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为维护公众存款人的利益中央银行决策的选择余地较小。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关的改革建议。　　对比相关文献，论文的意义在于:比较详尽地总结了最后贷款人理论在最近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经济实际，指出我国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问题和公司治理问题导致了我国央行对最后贷款人手段的倚重，同时也加大了我国中央银行适当使用最后贷款人手段的难度;根据“保护大银行理论”提出了我国银行的垄断状况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并阐述了完善银行间市场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我国金融体制安全的重要意义。　　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最后贷款人理论的发展，介绍的理论性研究成果比较多，而介绍的实证证据较少;对于最后贷款人在我国的特殊性，由于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笔者没能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模型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