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国家治理是否法治化。而“法律之治”显然要求国家治理各项事务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本文将特赦程序法定化作为论题无疑是对上述法治理念的回应,为何特赦程序必须法定化?这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随着刑罚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权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刑罚谦抑性精神和轻缓化潮流将成为刑罚的发展方向,在处理犯罪与刑罚相关问题时,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更加强调,犯罪人作为社会一员,其个人权利必然与国家利益存在冲突,国家行使刑事司法权若不受相应的权力制约,必然会对个体权利和自由造成损害。注重保护犯罪人人权,设立限制行使刑事司法权的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选择。就特赦而言,虽然我国《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典中都有规定,但并未对我国特赦的启动、受理、决定、执行以及监督等作出明确的程序规定,如何进行特赦无统一的法定程序。特赦程序法定化作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充当着实现机械法治向机动法治转变的桥梁作用。如何使特赦程序法定化?这同样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考察国外特赦程序法定化的做法,借鉴它山之石,发现我国特赦程序未能法定化造成的各种困境,厘清思路,本文据此提出构建我国特赦程序法定化的路径。文中确有诸多不足,但笔者始终认为特赦程序必须法定化,除此并无其他方法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