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用元朝的户籍管理制度,意图建立一个身份职业世袭且稳定的等级社会,每一种职业对应一种赋役或称为里甲户役社会。特别是江南地区赋役特别沉重,百姓的人身自由受严格控制。从成化时期(公元1465—1487年)开始,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市镇兴起,社会风尚日渐趋利,由俭入奢,户役制度逐渐瓦解,人身依附关系减弱,江南社会结构处于变动中,人们的身份界限意识逐渐模糊,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失去平衡性。人们想要改变当前的处境,渴望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们对科举也是越来越重视。各阶层的人都追求富贵名利。科举入仕在民众的眼里不仅能够提高社会地位,摆脱原有的身份,还能获得免役权利,并且能使其家族不断壮大和兴盛,声望值越来越高,成为地方上的望族。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袁黄结合自身经历,把举业和善恶联系在一起,通过《了凡四训》向人们诠释通过行善积德是可以让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甚至还可以影响一个家族的兴衰。《了凡四训》积善篇中的人和事基本上来源于袁黄身边的人和事,他们之间通过联姻、兴趣爱好、结社等活动来维持在地方上的权势,形成很强的关系网络图,呈现一定的地域性;把善事量化,寄希望于举业,反映了当时江南人的一种社会心态,故事通俗易懂,更能被广大庶民阶层所接受和信服。在《了凡四训》的中心思想指导下,庶民阶层受到一定的鼓励,通过科举入仕,向士绅阶层流动,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流动。《了凡四训》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反映了袁黄所处时代江南社会的所独有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