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的出台体现了治理“白色污染”的需要,然而,它忽略了社会规范的作用,难以获得公众的信仰,以至在实施过程中步履维艰。“限塑令”提高了执法成本、增加了交易费用,并为寻租提供了条件,面临被“架空”的命运。设定畸高的惩罚概率指标将导致执法成本飙升而不具有可行性,而极低的惩罚概率与严厉的惩罚程度的组合同样不可取。最优执行水平在边际执法成本等于边际执法收益时达到,法律的执行应当主要采用随机执法方式并根据社会治安状况突然恶化的特殊情况下辅之以选择执法方式。执法错误将削弱法律的威慑效果,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发现,在错误概率相同时,错误定罪的危害程度是错误开释的两倍。通过行政规制实现“限塑”相对于其他方式具有优越性。要实现“限塑”的目标,从目前来看,在生产环节需要对生产商征收污染税,在销售环节需要确立塑料袋押金制；从长远来看,则需要寻求环保且低廉的替代品。对“限塑令”的分析提供了法律如何避免被“架空”的启示：应当充分关注社会规范,法律特别是控制有害行为的法律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投入,通过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提高法律实效,从而确保一部法律能够增进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