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是由众多角色参与的动态循环过程。本文运用系统理论(The Systemic Theory)、官僚政治模式(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和部门间政治模式(TheInterbranch Politics Model)构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动态模式，从而界定了美国新闻媒体对冷战后的对华政策的影响，包括其影响的方式和力度。同时，文章把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通过分析美国新闻媒体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经贸关系和安全战略关系的报道，阐述美国冷战后的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并分析新闻媒体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以进一步论证前面定性分析部分的论点。　　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环境和决策系统。国际环境是指国际体系、国际形势及中国事务。国内政治环境是由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和思想库等国内政治因素组成的共同体。决策系统是指对华政策的决策当局，主要是行政当局和国会。国际环境对决策系统提出挑战，国内政治环境诸因素向决策系统提出在对华问题上的诉求，两者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所形成的公众舆论向决策系统施加压力（也提供支持）。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决策系统综合各种因素制定出对华政策。对华政策的实施对上述两者产生影响并促使他们提出新的要求，决策系统据此制定出新的对华政策，如此形成动态循环。　　美国新闻媒体是对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首先，由于私有的缘故，它有自己的运作机制，且相对独立，本身是对华政策中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其次，由于它拥有传递信息和知识的基本功能，它是其他政治角色交换信息的平台和表达诉求的工具，在参与对华政策的众多角色中起纽带作用;再次，它拥有众多受众，被认为是公众的代言人，可以制造和引导公众舆论。　　新闻媒体在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体现在:第一，媒体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面“镜子”，通过报道，它大体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第二，媒体通过报道维持并强化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为政府处理与对华关系划定了政策“底线”;第三，媒体有巨大的形象塑造功能，它不但可以塑造政治家的形象，影响对华政策决策者的去留，同时可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从而影响对华政策的大政方针;第四，媒体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在具体问题上，媒体通过报道不但影响对华政策的议程，同时限定了处理对华事务的方式;第五，媒体为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及时的信息，在危机初期尤其如此;第六，媒体经常是政府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工具，同时，它也是其他政治角色影响对华政策的手段。　　总的来说，媒体通过报道新闻来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是一个选举社会，任何对华政策的决策者不得不顾及公众的反应，这是他们衡量政治风险的重要依据。而媒体通过报道操控公众舆论为政府对华政策设定了政策环境并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因此，媒体影响对华政策有一个“二步模式”:新闻媒体影响公众舆论，公众舆论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对李登辉访美事件、PNTR法案和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表明:虽然参与冷战后对华政策不同领域的角色有差别，但媒体对对华政策影响的方式和力度大体没有超出上述范围。报道同时表明，在对华政策方面，媒体与政府基本保持一致。他们通过报道表达与政府基本一致的观点，并影响公众的认知，从而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9.11”事件以后，美国新闻媒体在对华报道方面的阶段性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