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更替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更替的必然性和更替导致的不稳定性。无论何种形式的企业最高管理者的变更,都意味着企业内部最高权力的交接,涉及到企业控制权的重新配置、高管团队的整合以及企业经营战略变革等各类问题,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成为企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随着企业高管变更事件的日渐增多,如何确保企业在高管变更期间的稳定经营以及变更之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对企业而言,尤其在企业高管变更的关键节点,影响企业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信贷资金以及信贷成本的稳定。一方面,在我国,银行信贷是企业获取稳定、持续的外部资金的重要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专题统计,2019年银行贷款余额占全部融资余额平均比重达87%;另一方面,在高管变更期间,企业的战略调整或重组以及外部社会网络重建等情形更需要外部信贷资金的支撑。因此,探究企业高管变更是否会导致银企信贷契约的调整以及调整原因对企业高管变更期间的稳定经营以及顺利过渡意义重大。然而,现有关于企业高管变更与银企信贷契约调整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存在一定的不足。基于此,本文试图立足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并利用我国2007-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企业高管变更与银企信贷契约调整进行全面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考虑到我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银行与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着以名义贷款数额、名义利率、期限等要素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显性信贷契约,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隐性契约。为了使本文的研究更为完整,本文将银企之间可能存在的隐性契约同时纳入到研究框架中,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企业高管变更是否会引起银企显性信贷契约和隐性信贷契约的调整?不同的高管变更类型以及不同的企业性质,银企信贷契约的调整是否存在差异?第二,企业高管变更导致银企显性信贷契约与隐性信贷契约调整的原因是什么?第三,面对银企信贷契约的调整,高管变更后企业的应对方式以及应对效果如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以期较为全面地揭示企业高管变更后银企信贷契约的调整情况、调整原因以及企业的应对方式及其应对效果,从企业债权人的视角进一步明确企业高管变更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高管变更期间如何保证银企信贷契约的稳定提供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共分七个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绪论。对本文的选题背景、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内容加以介绍。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将全面地回顾银企信贷契约决定因素以及企业高管变更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并对企业高管变更与银企信贷契约调整相关研究加以梳理。在对所有文献进行总体述评的基础上,突出本文的继承性与突破性。第三部分理论基础与分析。主要介绍本文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与银企信贷契约有关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企业高管变更导致银企信贷契约调整原因有关的债权代理成本理论、管理者防御理论以及资产专用性理论;与企业应对银企信贷契约调整方式有关的银行关联理论以及寻租理论,并分析上述理论在本文中起的支撑作用。第四部分企业高管变更是否导致银企信贷契约调整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企业高管变更与银企显性信贷契约调整的实证检验;企业高管变更与银企隐性信贷契约调整的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不同企业高管变更类型以及不同企业性质下,企业高管变更导致银企信贷契约调整的差异。第五部分企业高管变更导致银企信贷契约调整原因的实证检验。本部分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企业高管变更导致银企信贷契约调整的四种原因假说,主要包括信息不确定性增加假说、资产替代效应假说、高管关系资源断裂假说以及融资约束假说,然后构建模型对这四种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六部分高管变更之后企业应对信贷契约调整的方式及其效果的实证检验。本部分在第五部分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企业会选择何种方式缓解信贷契约的调整。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企业高管变更后会通过构建银行关联和信贷寻租的方式缓解信贷契约调整的假说,然后构建模型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不同企业高管变更类型以及不同高管继任来源下,企业应对信贷契约调整方式的差异。第七部分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局限性。本部分将对本文各个章节的研究结论加以汇总,并以研究结论为基础对上市公司、银行以及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有针对性政策建议,同时指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尚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可待改进与完善之处进行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结论一:企业高管变更会导致银企信贷契约的调整,包括显性信贷契约调整和隐性信贷契约调整。显性信贷契约调整主要体现在企业高管变更之后信贷规模的减少、信贷利率的提高以及被要求更多的信贷担保;隐性信贷契约调整主要体现在企业高管变更之后企业信贷资金被银行留存的概率提高,变相地造成了企业高管变更之后的信贷成本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高管变更类型以及高管变更后继任高管的不同来源,银企信贷契约调整的内容和程度不同;银行对待国有企业高管变更和民营企业高管变更的反应不同,仅有民营企业的高管变更会导致银企信贷契约调整,而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银企信贷契约没有变化。结论二:企业高管变更后继任高管防御动机导致的企业信息不确定性增加是银企信贷契约调整的主要原因,会导致银企信贷契约全方位的调整,具体体现在高管变更后信贷规模下降、信贷利率提高、信用贷款占比下降以及银行贷款被留存概率增加;企业在高管变更后对继任高管的激励增加引发的债权代理成本中的资产替代问题、离任高管关系资源的断裂以及企业高管变更后融资约束程度增加引发的银行敲竹杠行为也是企业高管变更导致银企信贷契约调整的原因,但是仅会导致信贷契约局部的调整。其中,资产替代程度增加仅导致信贷利率的增加以及信贷金额中信用贷款占比下降;高管关系资源断裂仅导致高管变更后银企信贷规模的减少;融资约束程度增加引发的银行敲竹杠行为仅导致银企信贷利率增加。结论三:在高管变更之后,企业会通过两种方式缓解信贷契约调整带来的信贷成本提高:一是构建银行关联,具体表现在,高管变更之后企业聘请具有银行背景董事或者高管的概率增加以及企业董事会成员或者高管团队成员中具有银行背景的人数增加;二是信贷寻租,具体表现在,高管变更之后企业的业务招待费支出增加与新增银行短期贷款金额的正相关关系加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高管变更类型样本中,企业在高管变更之后构建银行关联的概率均增加且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信贷寻租程度存在差异,高管强制变更后信贷寻租力度更大;在不同的继任高管来源样本中,不论是内部继任还是外部继任,信贷寻租程度均没有显著增加,但是构建银行关联的概率均增加且外部继任的高管构建银行关联的概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