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且悠久的文化现象。作为隐逸主体的隐士,以独特的生活方式即归隐来作为一种有意或者无意的消极反抗,作为自身对社会政治秩序不同意见的柔性表达。隐士在出仕和隐逸之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展现自己的人格精神。导论部分,对隐士的概念做出界定,对隐士的类型进行分梳,进而对隐士在出仕参政问题上的几种选择予以阐述。“只隐不仕”是隐士中最单纯的一类。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站在与当时的统治者相对立的立场,至少对官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以抗议或者不合作的激烈形式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第一章论述隐士的卫道情结。对于一个真正的士人,是否从政、何时从政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合乎道义的信念,不为经常变化的世俗偏见所左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坚持“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立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持守“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原则,致力于达到心隐的境界。老子提出:“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庄子指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第二章论述隐士的仕进之路。对于历代文人士子来说,要走上遁世归隐的道路,功名利禄是必须参透的一关,否则就不可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把归隐山林变成新的人生追求。在出处进退上,隐士们大致有三种思路和做法,第一种是功成身退,比如范蠡;第二种是越名任心,比如嵇康;第三种是安贫乐道,比如陶渊明。在历史长河中,隐士身份发生变异的情况所在多有,有些人选择了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例如卢藏用,有些人则成为以隐为仕的“山中宰相”,例如陶弘景。统治者对待隐逸的态度,不外乎反隐和尊隐两种。隐士的仕进之路,面临着诸多困惑,充满了各种艰险。第三章论述仕隐之间的道德效应。隐士在仕进与归隐之间的犹疑和抉择,给古代中国的士人提供了许多道德资源,给今天的人们也提供了诸多道德启示。首先,隐士倾力传承着文化。他们坚持明道救世的信念,致力于高雅情趣的追求,显露出一种闲适心态。其次,隐士有力地维护了学统。隐士多少都有着某种文化自觉,在为己为人之辨上信守“学之为己”。再此,隐士充分地张扬了人格精神,主要体现为独立人格的彰显、自由个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