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昭示着,当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2008年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恐慌,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产生强烈的不信任,纷纷抢购境外奶粉,甚至到了使香港等地不得不颁布奶粉限购令的程度。现代社会的风险不仅是客观的危险,同时也是媒介建构的产物,媒体对奶粉风险的报道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感知乃至消费行为。本研究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2008年9月11日到2018年9月30日十年间关于奶粉议题的相关报道进行研究,运用框架理论对媒介文本的新闻框架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报纸倾向于将奶粉定义为风险,在微观健康风险和宏观行业风险中,报道侧重于突出奶粉的健康风险。奶粉健康风险主要来源于化学污染和假冒伪劣,这两者都是人为的风险因素;与此同时,企业是媒介文本主要的归责对象,政府监管部门和奶源也对奶粉健康风险负有责任。但是,报道对奶粉健康风险中的受害者以及潜在健康威胁着墨很少,有淡化受害者的倾向。传统媒体在奶粉风险议题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传统媒体在奶粉议题的相关报道中突显奶粉的风险性,起到了风险传播中告知的功能,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众的知情权,有利于公众获取信息规避风险;但在责任追究问题上,媒体淡化政府及监管机构职责,不利于国家建立制度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