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认为二十世纪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世纪。确实，两次世界大战足以将它贴上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世纪的标签。这个世纪的屠杀和战乱使得十七、十八世纪启蒙年代所追求的正义、公理、平等通通成了虚幻的泡影。这个令人惊诧的转折是怎么发生的？这个过程的内在肌理是什么样子的？作为转捩点的十九世纪自然而然就成了值得反思和探究的对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具世界性影响的作家之一，不仅因为他在小说艺术上的突破创新，更在于他的后西伯利亚时期作品以诗学的方式集中讨论了现代自由思想原则的可能后果，对这一主题的关注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全面观察十九世纪时代精神非常合适的切入文本。他在小说中描述的自杀与杀人现象预言了二十世纪最为严峻的思想问题，对自杀者和杀人者的精神世界的描绘则揭示了现代自由理想所陷入的悖谬处境，而尤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出的，是他站在以仁慈的爱为核心的基督教自由观上对现代自由理想的批判与拯救态度。　　以往的研究虽然也关注这些主题，但未能将之放在思想史的宏观角度下进行考察，难以完全凸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时代性与永恒性的双重性质。而本文要做的就是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现代自由理想在十九世纪的激化表现形式——自杀与杀人——的批判中探讨人与神的关系这一永恒性问题。因此在本文的写作上，首先勾勒现代自由理想的精神实质及其悖谬处境，以此作为透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的视角。接着是对四部小说中四个人物思想与行为的深入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自由问题的方方面面将在有关爱的主题的第三部分中得到全面探讨，最终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自由观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