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亲美外交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时期,蒋介石曾把夺取政权、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支持基础上,但日本的侵华战略迫使蒋介石的外交思想逐步发生转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苏联曾经大力援华,但由于蒋介石的反苏政策,加上英法陷入欧洲战事,蒋介石只有寄希望于美国的支持,1938年在中英两国就英国对华贷款问题谈判失败以后,蒋介石果断地调整了他的战时外交方针,召回不太为美国所欢迎的王正廷,重用亲美人士,任命国际间极有崇高声望的著名学者胡适为驻美大使。至此,蒋介石完全确立了亲美外交思想。蒋介石最终走向亲美的道路,并不是蒋介石单方面的需要,美国在华利益同样推动其政府干预中国事务,极力在中国支持一个亲美的政权。因此,美国积极寻求蒋介石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也是促使蒋介石政府向美国靠拢的一个重要因素。蒋介石对美外交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基于战时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必然结果。但作为战时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个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蒋介石早年和孙中山的接触以及蒋宋联姻使他一步步地接触和认识了美国,特别是蒋宋的政治婚姻为蒋介石和美国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是他对美外交思想形成的基础。蒋介石认为:美国是世界强国,是确保世界和平之柱石,应该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支柱作用;中美两国有传统的友谊和共同的民族特性;作为两个太平洋国家,在面对日本侵略时有共同的利益,应该承担共同抗战的责任;中美合作是战后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应该为全人类的共同进步而努力。蒋介石的美国观对国民政府确定亲美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蒋介石亲美外交思想首先表现在争取美国的道义援助上,这些道义援助包括美国对日本的谴责和对中国抗战的道义支持,道义援助在抗战前期阻止和打击日本侵华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道义援助外交还体现在美国参战前夕,蒋介石政府成功地阻止了日美之间的妥协。在争取经济援助方面,蒋介石主要致力于美国的经济贷款和抗战的物质援助上。在军事方面,蒋介石的对美外交思想表现在:首倡建立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和制定盟军整体对日作战计划;要求参与盟军重大军事决策的制定以及主张亚洲第一的军事外交,为提高中国战区的地位而努力。在政治方面,蒋介石致力于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事务中,争取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参与创建联合国,争取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蒋介石对美战后合作的思想体现在开罗设想上,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从战后中美合作的角度构建战后远东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并确立了中美两国在其中的战略关系和合作模式。开罗设想的核心是中美战略合作,维持亚洲和平。总体而言,蒋介石对美外交思想表现了鲜明的特点,在实践中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其亲美思想中包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共反苏的信条导致了蒋介石政府不可能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战;对美援的严重依赖也必然损害战时的中国外交和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