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是甲午战后戊戌变法前维新派宣传变法思想的重要舆论阵地。它以选译的外文新闻为主体内容,以维新群体发表的论说文为主旨特色,无论是发行量还是社会影响力都堪称同时代报刊中的佼佼者。《时务报》的日本色彩浓厚,其中的涉日报道为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大量日本相关的国情信息,日本论说则反映了当时维新派群体的对日观感及主张。本文以《时务报》中"论说"和"外文报译"栏目中涉及日本的内容为考察对象,分析日本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当前学术界有关近代以来中国人一一尤其是维新人士日本认识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焦点多集中于人物个案,少有以群体为对象的成果。而新式报刊作为应时代潮流而起的言论媒介与思想载体,为维新群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场域",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切入角度。本文的论述结构大致如下:首先总结归纳报道中的日本信息,尝试从不同角度勾勒、理解这一时期日本的多面形象,指出办报人在选译"客观"的新闻报道时,明显地以"建言献策"为编辑指针;其后从内容、角色及心态三方面考察论说文中维新派的日本观念,评析其特点并尝试做出解释;最后说明日本对当时的中国、对维新派群体具有怎样的方法性意义,并引入维新派关于"三代"和"泰西"的言说突出日本的特殊之处,指出《时务报》中的日本之所以成为方法,是维新派主动选择与被迫妥协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时务报》中的日本成为了办报人寻求突破现实困境的一种方法,这实际上为接下来康梁等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模仿日本的实践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由此其历史意义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