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的进一步开放与交流已成为国家议事日程的当务之急。随着近年中国对文化“走出去”给予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也正因为文化强弱关乎国际形象建构、国际话语权得失与国家利益诉求,文化外译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中颇受热捧,并呈现蓬勃的发展趋势。典籍作为最为全面的文化载体之一,首当其冲地承担起了文化传播使者的工作。典籍外译工程推动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红楼梦》作为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翘楚,在艺术内涵与创作表达方面创造了难以逾越的高峰。《葬花吟》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广为人熟知的诗歌之一,无论是在审美价值还是艺术表现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迄今为止,《红楼梦》的英译本以杨宪益、霍克斯译本最为人所知,但其在西方的传播却不甚理想。本文拟从美学的角度,通过对杨、霍译《葬花吟》翻译过程中的审美体验的进行分析,以探讨《红楼梦》中所有诗词英译的共性原则,为其它中国经典诗词的外译提供借鉴。本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从杨、霍两种译本来看,诗歌翻译的审美图式在译文中是如何体现的?二、杨、霍两译本在意象传达方面各自的长处与不足是什么?三、从对《葬花吟》的翻译分析来看,具有美感心灵的译者在诗歌翻译中应当考虑哪些问题?本文主要采用三个研究方法:文献法,描述法,以及对比研究。文献法用以回顾与本命题相关的前人所作的研究,来理清现阶段本文的研究思路。描述法主要用以分析原诗中意象的表达与审美意蕴以及其在译作中的再现。对比研究是为了从中西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的身上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点,最终探索出适合中西审美情趣和接受心理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研究,本文得以下出结论:一、杨、霍两译本均反映了译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理活动。译者通过对原诗作的观览获得其最直观也是最表面的美感,即原诗的形式之美。《葬花吟》作为一首古体诗,在文体形式上以七言为主,但不完全是七言诗,其间间或出现了三言、五言及十言,在不破坏其整饬之美的前提下为诗作增添了律动。由于英汉语言结构的差异,这种形式在两译本中均未得到完整的体现。形式进一步深入表达,在于其节奏。诗歌的特殊的行文结构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其顿起的节奏。节奏感与自身的自然节奏相合,审美主体得以领会诗作的音美,并产生共鸣,移情在这样的作用下开始影响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促使其对诗作的意象之美有更加深刻的感受。在意象审美基本完成后,审美主体得以对诗作的思想内涵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从而达到了悟其精髓的境界。当这些作为审美再现的准备工作完满完成后,译作就得以落实。作为原作的审美再现,译作应当把握其风骨,在不损害原诗意美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再现其音美和形美。这就是翻译审美图式在翻译审美体验中的体现。二、杨译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内容,更加贴近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审美倾向。原诗的审美信息尽可能地得以保留,维护了审美体验的完整性,最大限度地再现了文化因素,但是因此也增加了西方读者的移情障碍,削弱了读者的阅读乐趣,因此不利于调动读者对原语文化的兴趣。霍译本对原著做了较多的调整与改写,更加贴近西方读者的思维方式,增加了读者的接受度与阅读乐趣,但同时也导致了原诗审美信息与文化信息的缺失,破坏了审美体验的完整性,削弱了文化的传播力度。三、通过对《葬花吟》的两个译本分析,本文从三个角度总结了一个具有美感心灵的译者在诗歌翻译中应当考虑的内容。从诗歌音美的角度来看,译者应当再现原诗音美的成因。这些因素应当铺排得当,展现原诗的音乐美,而非为了展示音乐美而过度使用显得冗余。其次,要从诗歌的形美的角度来考虑。有些诗歌的结构安排具有象征意义,有时候并不能在翻译中再现。尽管如此,在不损害译意的情况下,译者也当尽量考虑再现原诗特别的形式。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译者要从意美的角度思考诗歌翻译。意美是诗歌翻译最重要的一环,译者应着重分析原诗的意象。意象分析既包括感性层面又包括理性层面,即既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又要反复推敲进行理解,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移情的作用。由于时间与个人能力有限,本文只大致分析了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阐述,对审美体验过程中的部分组成未能逐一分析。从本文的角度也可以探讨文化因素对审美体验的影响,希望能够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