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跟随经济发展的宏观步调,决定开设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任应运而生,我国证券市场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显示出一个新兴大国的经济实力。随着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在新生代资本市场乃至全球所有资本市场中都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位置。但鉴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架构还不尽善尽美,与那些具有成熟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完善探索、改进提升的发展阶段。因此,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去探究资产的定价理论模型,用以建设更为优良的市场体制是极为必要的。自1952年Markowitz提出资产组合理论,到1964年William shape等人提出CAPM模型,再到1993年Fama and French首次提出了三因素模型,中外学者在探究最为合适的资产定价模型的道路上不断探求、坚毅付出,力求寻找到最适合本土资本市场的优良模型。2015年,Fama and French在原三因素模型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五因素模型,在西方各个成熟市场上受到了极为良好的认可与检验。但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征与西方市场具备较大差异,因此五因素模型是否能在我国市场上使用还需进一步检验。虽然已经有过学者用2017年之前的数据在五因素模型上进行过我国市场的检验,但其研究不够深入,亦未在多个层次、多个角度检验五因素模型对于我国股票市场超额收益率的解释力度。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取了 2005年7月至2019年6月合计168个月的我国A股主板市场的月度交易数据,构建了五因素模型的各个因子（分别为市场因子、规模因子、价值因子、盈利能力因子、投资风格因子）,在全样本及不同的股票分组类别下检验了五因素模型对于我国股票市场的适用性,同时与三因素、四因素模型相比较,检验五因素模型是否更为优良。更进一步,本文发现了五因素模型中HML因子（价值因子）的构造具有时间滞后性,因此设计了新的HML因子构建方法,以此优化了五因素模型,并按照检验原模型的一致方法,检验了其对于我国股票市场的适用性,并将优化后的五因素模型与原模型的表现进行了对比。经过实证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市场因子、规模因子在全样本下对于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率均具有较为良好的解释力度,价值因子、盈利能力、投资风格这三个因子仅仅在某些特殊股票组合中才能对解释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率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整体而言,在我们修正HML因子的构建方法之后,优化后的五因素模型的表现力优于原五因素模型、四因素模型与三因素模型,但在某些特殊的股票组合下,四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的解释力更强,并且五因素模型的截距项的绝对值整体而言依旧较大。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五因素模型在构建的理论上并未能完全覆盖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率,依然存在其他较为复杂的风险因素能够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率。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需依据中国本土的资本市场的实际运作情形,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双向通道,继续发现其他能够影响我国市场收益率的风险因子,用以构造更为准确、更具本土化的适用于我国市场的资产定价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