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作品的艺术品质和审美追求最终要呈现在人物形象身上，对戏剧创作者来说，写戏即写人，不但是要塑造人物形象，而且要通过人物的行动体现出“人”的精神内涵。一个优秀的戏剧人物形象应具备三个层次：第一，真实鲜活；第二，有独特的个性或行动；第三，人物身上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乃至凝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气质。换而言之，生活质感、时代气质（或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决定了一个戏剧人物的艺术文化价值。本文拟从农民人物形象入手，梳理建国以来中国戏剧创作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变化，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具体分析来描摹六十年中国戏剧舞台上农民人物形象的心灵史，以其归纳出这段时期内中国戏剧在观念领域的流变。依据创作手法和观念的变化，新中国戏剧史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至1966年。这一时期的戏剧作品，塑造农民形象时与歌颂新政权相联系，创作的视点集中在土地、婚姻等问题，剧作家更关注解放翻身后的农民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描写农民的自由、民主成为农村题材戏剧最普遍的主题。“十七年”的戏剧创作秉持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和现代精神，作家从“人”的角度关怀笔下的农民人物，现实主义创作法下的人物形象紧密与时代生活相结合，塑造了一批具有生动的生活质感、清晰的时代印记的农民形象，但这些人物在性格上具有同质性，仍未摆脱概念化、公式化的缺点，剧作家对其精神层面的关照也只是蜻蜓点水，与“五四”时期的人物形象相比，甚至有倒退现象，这与当时的戏剧观念不无关系。第二阶段：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导致了启蒙精神与现代精神在中国的彻底消解，戏剧沦落为政治工具，创作出了世界戏剧史上极为特殊的“样板戏”。当艺术审美退位给政治说教，戏剧也就无法接通时代，“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论催生了“样板戏”中的畸形人物形象。第三阶段：1976年至1990年。新时期伊始，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内的全面解放为戏剧艺术重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启蒙精神和现代精神的回归为戏剧的重新繁荣做足了准备。随着创作观念的革新和技法的进步，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真正具有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农民人物形象是这一时期戏剧中的亮点。《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作品以犀利的笔法解开了农民内心世界隐藏的种种情感和思想，挖掘出植根于农民身上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进而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第四阶段：1990年至今。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文化的转型使得中国戏剧在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过后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为求生存戏剧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与市场接轨，意识形态的不断渗入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时期戏剧的艺术品质。与文学渐行渐远的戏剧艺术在商业浪潮和评奖机制的推动下再一次与启蒙精神和现代精神脱轨，这充分体现在90年代以来的戏剧人物身上，尤其是农民形象。根据以上对新中国戏剧的历史分段，本文将分为四章，以农民人物形象为点，以戏剧观念的流变为线，以新中国戏剧的总貌为面，采取点线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方法，来论证新中国戏剧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得与失、在戏剧观念方面的进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