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金砖五国(BRICS)的国际金融合作问题,以及他们所成立的金融机构,如新开发银行(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RA)。本文首先研究了当前国际金融机构(IFI)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并分析了世界对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需求。已有国际金融机构存在两个不合理的地方:其一是其所受的制约,本文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研究拉丁美洲和亚洲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机构所扮演的反面角色;其二是新兴经济体对当前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投票权的不满。本文研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用非正式控制手段阻止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竞争的重要改革。本文基于Dreher,StrumandVreeland(2009)的方法进行计量分析,并将制约和非正式控制手段结合在一起,结果发现,联合国安理会(UNSC)的临时成员、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存在一个系统性的贿选模式。本文的计量分析结论认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临时成员在安理会支持美国的投票,那么即使这些临时成员的条件不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条款,他们依然可以参加IMF的贷款计划。在上述资料背景下,本文通过国际关系理论分析金砖五国的特征,并研究了他们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即使金砖五国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他们依然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本文研究认为,金砖五国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是,他们可以通过建立具有新兴市场特征的国际金融机构,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具有持续性的项目融资。本文研究了当金融合作的可能性和机遇出现时,金砖五国在金融合作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些挑战既可能来自金砖五国的外部,也可能来自NDB和CRA机构本身,一些挑战甚至同时来自于金砖五国外部和NDB与CRA机构本身。内部的挑战如影响成立和管理NDB的金砖五国成员经济因素,如金砖五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问题。外部的挑战如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金砖五国的代表性问题。该部分及时了为实现改革和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金砖五国需要克服众多复杂的程序和协调问题。该部分还分析了为改变IMF中投票权分布的可行方案,这为金砖五国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金砖五国建立金融合作组织的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监管问题。监管对金融机构来说至关重要,它可以让贷款机构及时了解借款国的经济现状和政策。然而,监管作为一种制约手段也饱受批评,主要原因是它不仅设立了获得IMF贷款的条件,还制定了借款国接受垫付款的基准。监管还束缚了“制定规则”国家,因为其他金融贷款结构要求借款国参与IMF监管项目作为债务重组条件。因此,监管的问题将交由金砖五国在自己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决定。监管工作要求多国通力合作,不仅需要构建咨询平台,还伴随着NDB即未来借款成员关系改善形成的进一步双边监督。本论文还讨论了金砖五国国家在进行国际金融合作,特别是进行跨国合作项目时可能面对的文化挑战。本文利用Hofstede(2000)提出的文化差异模型,分析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特征在谈判过程中可能带来的诸多压力,甚至可能破坏双方协议。本文通过数据分析表格和指数找出金砖五国是如何应对文化差异的。最后,该部分讨论一个IMF尝试分散其成员的案例,强调在IMF中分散化的重要性。此外,该部分解释了 IMF是如何演变成为独立国际金融机构的,并针对NDB永久成员的分散和统一问题进行讨论。NDB作为一个完整的机构,其如何强大的问题也非常值得讨论。本文在Ngaire Woods(1999)提出的优秀治理框架下,讨论了 NDB公约的治理优越性,结论是NDB公约仅仅过关。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NDB,改革则成为维持其治理优越性的题中之义。本章对NDB的运营情况进行了金融分析,研究其金融项目的借贷范围,并预测其启动基金是否会被用于保守投资。研究发现,NDB的增长前景十分可观,在10年后其规模甚至可能超过世界银行。最后,本文研究了中国在金砖五国金融合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章利用IR(国际外交理论)),解释了中国为何要参与金砖五国的金融合作。本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证词对于金砖五国的合作的运营有利,同时Nye(1990)定义的软实力也能促进金砖五国金融机构的领导和组织。在系统研究后,本文认为金砖五国金融机构在南半球发展中十分必要。即使众多国际机构存在交易选票甚至“走后门”现象,国际金融机构仍会带来诸多好处。本文认为,建立更好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过程可以更加完美。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在合作过程中做出牺牲,甚至借贷国可能会牺牲他们的部分主权,但合作只会在各方都愿意且发展前景较好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国际金融机构应致力于增强金融资源可得性,并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本文支持,金砖五国金融机构所追求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不仅可行,而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