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不存在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西方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存在的，而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建成的初衷是调谐官民关系，以民治辅助官治，既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摩擦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近代发展中确实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社会现象。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为市民社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临时约法奠定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西学东渐，民主自由意识觉醒，再加上报纸和舆论界的宣传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比晚清时期的“雏形”更成熟，更具代表性。工商业者、买办、绅商、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等市民群体纷纷建立自己的团体或组织并参与社会活动，如商人组织商会等。市民社会组织对内实行自治，有自己的一套运行体系；对外则体现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一方面对国家具有特殊的依赖性，双方保持着较好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对国家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这种复杂的关系在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活动上有所体现。北京政府时期的山东地位显著，不仅是传统文化积淀很深的省份，而且不同程度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兼具保守性与开放性的省份。在实业救国思潮和政府政策支持的影响下，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暂时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活跃起来，各种社会团体兴起，市民群体积极活跃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使民初山东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烟台，青岛和济南作为山东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其市民社会发育较完善，商会等社会团体通过各种途径展现了自己与国家既互动又对抗的一面。市民社会从清末的雏形到北京政府时期发展到高峰，从中可以看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市民社会的软弱性和急躁性，其在发挥自己作用的方法上主要选择的是社会运动，而较少参与到市民自治制度的内部建设上。由于市民社会轻内部自治制度完善而重社会运动，导致中国的市民社会发展并不成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市民社会逐渐走向下坡路。但不难发现，北京政府时期的市民社会较晚清时期有较大发展：首先，市民群体队伍壮大，尤其是自由职业者队伍的扩大，使市民社会基础更加牢固；其次，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市民社会取得较大胜利，较之清末，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加强，争取到一些权益。第三，各个市民团体之间由分散走向团结合作，共同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北京政府时期的市民社会较清末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不难发现中国的市民社会是精英的市民社会，这正是为什么中国无法形成像西方一样与国家对抗力量的根源，仅仅依靠少数的精英是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只有使广大的国民都解放思想，摆脱专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