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化”(Foregrounding)最早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由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正式提出,经由雅各布森以及英国文体学家利奇、韩立德等人的进一步完善,现已被视为“美学交际的基本原则”。它对语言规范的偏离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艺术效果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乐趣,但正是由于它与“标准语言”(Standardsprache)之间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其具有了一定的“不可译性”。译者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遵循怎样的原则,对于译文又该如何进行评价,都是对其进行翻译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引入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的功能翻译理论,对中国作家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中的文学前景化语言翻译进行分析。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所主张的以语言结构为基本翻译单位,以“等值”作为翻译标准的观点忽视了目的语文化和社会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因此如果仅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角度对前景化语言的翻译进行分析,只能使研究停留在语言层面,而不能顾及到其作为文学风格效果所具有的特殊交际功能。根据诺德的观点,翻译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篇章中所有文体标记所共同指向的功能,而非孤立的语言结构,而翻译的目标及评价标准应该是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的功能实现。所以本文中,原文和译文分析比较的重点并不是原文中的所有前景化语言特征在译文中的表现形式,而是其共同代表的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在译文中如何实现。通过对《受活》及其译本的比较分析,本文将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原著中采用了哪些前景化语言手段?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这种前景化效果在译文中是如何呈现的?原文前景化语言的翻译以及译文的风格标记分别实现了哪些功能?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这种翻译方法是否使译文实现了它的功能?通过对原文段落示例及其译文的比较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原文的前景化语言在译文中基本都被“平淡化”,而译文本身的风格标记也与原文呈现出较大差异——原文中前景化效果主要来自方言以及“仿造方言”,译文中除了标准化的叙述语言以外,更多是采用口语或是具有口语特点的标准语言,很少使用方言,另外这些风格标记在译文中出现的具体位置也往往与原文不一致。通过这种翻译方式,尽管原文前景化风格标记在译文中的数量和效果都有所弱化,但其所共同具有的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ktion)却通过译入语中较为典型的口语性表达从篇章整体上得以体现。在对原文前景化语言及其译文功能进行完比较之后,文章还就这种前景化的翻译方式是否实现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的功能加以探讨。通过分析德国读者对待方言的态度,有关方言的文学传统和翻译惯例,《受活》德译本译者在对这类翻译问题进行处理时的考量,以及对德文译本所进行的相关评论,可以看出尽管原文中大部分前景化语言特征都在译文中被平淡化,但这种翻译方式却尊重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同时作者的意图也通过这种具有口语特征的标准化语言得以实现,所以可以认为其实现了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