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徐松石(1899-1999)、罗香林(1906-1978)以史为鉴，在新史学的思潮中他们均把目光投向了民族史学研究。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认识和各自继往开来的民族史学思想、学科理念，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边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　　本文主要运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两人的民族史学研究进行分析，并逐一考究二人的民族史学的渊源、发展特色、学术取向、民族史学思想及其成就贡献等内容。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陈述选题的缘由和意义，综述徐松石、罗香林民族史学的研究现状、研究出路以及本论文的设计理念。　　第一部分，简要考察两人家庭背景和早年受教育情况，比较分析二人的家学渊源和开展民族史学研究的不同缘起与发展特色。大体而论，两人都深受传统式家庭教育影响，国学基础牢固，并继承了优良家风。虽同为客家人，徐氏生于广西客壮融合家庭，对于岭南的苗瑶壮等少数民族，兴趣更浓，并将其作为自己开展民族研究的起点。罗氏世居广东客家聚居区，自幼就萌发出对于客家民系的浓厚感情和探究欲望，这成为其日后治学之滥觞。后来徐氏选择上海，进入沪江大学社会教育系学习。罗氏北上清华大学，在历史学系深造。私立教会大学的教育旨向和基督教情结，与国立高等学府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理念，在学术发展之路上，给二人烙上了不同的印迹。此外，近代西方新知与中国新史学对二人的治学方法和思想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二人同时关注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并且两人在学术上也相互关注，最终成为学术挚友。　　第二部分，探讨两人民族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找出两者学术成果的异同与各自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上，两人都坚称中华民族人种起源于本土，并拥有共同的血缘，华夷之辨是出于文化差别，历史上没有血统纯粹的汉族人。其中，徐氏认为，炎黄之战以后，黄帝部落造就了更为优越的中原文化，其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而面对文化相对落后的南方汉族，北方汉族形成了华夷观念。罗氏认为，至夏代中国才有了国家组织和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而这种组织势力和意识并未能传播到边疆地区，由此就产生了地域上的文化差异，这才是华夷观念的肇始。　　其次，在南方民族研究、南北民族的迁移原因与文化演变等问题上，两人各有路径方法和学术见解。徐氏的民族研究视野，从粤江流域延伸到东南亚、南北美洲和环太平洋区域，沟通中外，强于空间之展拓;而罗氏从考察广东民族开始，上溯至古代的越族，纵跨古今，极尽时间上的探究。对比二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两人对于苗瑶可能源出同一祖先和壮族名称的由来等问题上，持有共识，且都关注到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但相异之处也较明显:徐氏将广义壮族与百越等同，显然与罗氏的越族后裔说有所不同;在考究“越”字上，徐氏强调以音义释字，而罗氏则专注于字形之变;徐氏将越族定为南方汉族的一支，而罗氏称其为夏族的一支。　　最后在客家族源上，两者都认为客家血缘并非纯粹，但徐氏重点讨论了客家与南方古代越族的渊源关系，认为客家的血缘较为复杂，既有中原后裔，吴越楚遗民，还有山越和苍梧血统。罗氏强调族谱研究，考证出客家的形成与历史上北方汉族的五次迁徙有密切关系。且只认定客家与畲族有血缘混化。目前，学界比较认可徐氏的客家多元混化说，罗氏客家主源来自中原的观点也得到学界的支持。　　第三部分，集中分析并比较徐氏的壮族优秀论和罗氏的客家精华说，展示出两者不同的民族主义倾向。两者都从民族血缘、语言、风俗文化和历史上的贡献等方面，论证了各自的观点。两人着力赞扬两个不同的族群，但他们提出“优秀论”和“精华说”的目的，并不在于重新划定民族等级，而是借此研究，去改变国人的传统看法，增强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进而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做出贡献。　　第四部分，主要是综合比较两人的民族史学思想。大体上讲，两者都受到了儒家民族观的影响，都支持“五族共和”。徐氏赞同孔子的观点，认为文化是区分华夷的根本原则，南北教化的不同，导致民性上的差别。徐氏将西南民族纳入广义汉族，主张“岭南人治理岭南”的民族政策。罗氏认为周代的制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儒家思想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尊王攘夷”思想和士大夫精神，保证了汉族的种族延续。在此背景下，历代边疆民族的内徙和建立政权皆是“归宗”之举，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扩充。所以，罗氏同样支持“五族共和”，提倡民族共存与融合。　　不同之处在于，徐氏站在岭南民族的立场上，强调岭南文化的独特性，认为历史上岭南本土文化并没有被外来文化所消灭，所以要注重民族个性的保持;而罗氏强调内地民众和南北部族的融合是引导少数民族“归宗”于中华民族的主要途径，多少带有以内地为中心的正统观念。　　第五部分，综合论述了徐松石、罗香林民族史学的影响。他们丰硕的学术成果，支持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其独到的学术思想影响至今。　　结语部分，对全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