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赵紫宸的研究着实不少,不过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这些研究主要都是基于赵紫宸神学家与基督徒的身份来进行考察的,缺乏以赵紫宸“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考察的研究；其二,这些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与本土化建设上,对于这两方面的讨论主要是从哲学、神学、伦理学、文学的几个面向进行的,而从历史学的面向进行考察的研究极少,尤其是从“五四一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这一历史的情境入手的考察竟无一人。近年来学界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看法几乎达成共识,认为这一代知识分子属于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既对西方文化有清晰整全性的了解,又在心灵秩序和道德模式上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些许特点,因此心灵复杂而紧张。其实自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就面临着秩序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双重危机。在危机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失落与彷徨,心灵空荡无傍。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需重建心灵秩序来安顿内心。随着双重危机的程度加深,尤其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灵重建问题已迫在眉睫。不过在那样的大时代,心灵重建是极为困难的,尤其是通过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来重建心灵秩序更是道阻且长。因为那时的基督教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矛盾重重。当时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国人身份与基督徒身份的紧张。本文以赵紫宸的“信仰”之路为研究对象,从心态史的研究角度,论述这位“五四一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面临政治与心灵的双重危机后是如何重建心灵秩序,安顿内心,坚定其自身基督教信仰的。同时,通过关注赵紫宸的信仰实践,把握其信仰与时代的关系,从而揭示他坚持信仰的深层动力与造成其内心紧张的原因。借此也展示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五四一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坚持信仰的艰辛与悲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