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案件社会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有诸多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多从案件社会学经典著作本身入手阐释和介绍其理论观点,抑或运用案件社会学的理论学说对特定类型案件的处理进行社会结构分析。而对案件社会学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司法实务却缺乏相应的研究和探索。本文以正当防卫相关刑事案件为例,运用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并基于社会学视角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力图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追问哪些社会因素决定了正当防卫相关刑事案件定罪与量刑,在运用案件社会学理论解释其特点与规律时存在哪些不足,针对这些不足作何解释,包括对案件社会学理论模型的反思以及案件社会学在中国应用的反思——案件社会学在我国的结构性因素分析。首先笔者将通过“8·27昆山反杀正当防卫案”引出案件能否预测的问题,进而引出布莱克案件社会学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司法实务的问题。正文第一部分通过导入布莱克案件社会学的理论模型的形成、主要理论观点,并以之作为讨论正当防卫相关刑事案件社会因素的理论前提。第二部分解释选择正当防卫相关刑事案件的缘由并考察我国正当防卫刑事案件定罪与量刑的特点与规律,将之作为讨论正当防卫相关刑事案件社会因素的实践前提。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进一步探求正当防卫相关刑事案件处理中的对手效应和律师效应,通过对比案件社会学理论与我国司法实践揭示出案件社会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适用、解释力不足的理论局限。第五部分力图提炼出我国社会环境下决定案件处理的主要社会因素,即案件社会学的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并思考案件社会学适用的普适性缺陷产生的原因。通过研究表明,案件社会学理论存在较大的局限,其对于我国刑事定罪明显缺乏解释力,对我国刑事案件量刑以及特定类型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我国社会环境下运用案件社会学理论来解释和预测案件处理需要考虑到独特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主要有:基于证据裁判的事实因素、作为裁判规范的法律因素、作为案件分流机制的审级制度因素、有限的法官自由裁量因素、灵活多变的政策因素以及基于司法监督的舆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