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第76条规定,“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代表性差异主要体现在选举程序、日常沟通和代表行为三方面。基于代表性的不同,“特别重大事项”立法权只能由地方人大保留行使,其常委会不得僭越。《立法法》第76条的设计,对于地方人大常委会而言,该条意在控权,通过约束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力的行使,以保证地方性法规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对于地方人大而言,该条意在督促地方人大积极行使职权,合理规划立法活动,防止立法不作为。通过文义解释,可以得出公法中的“特别重大”常以分级中最高量级的形式呈现,倾向以层次限制自由裁量的行使范围。“特别重大”虽然是抽象的形容词,但是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维度进行具体化的概念。通过体系解释,将“特别重大事项”立法权置于与宪法、《地方组织法》的联系当中,同时关注《立法法》第76条条文本身及其上下文。通过历史解释,可以大致回溯《立法法》第76条的修改历程以及相对应的立法背景。通过目的解释,能够更为充分地显示《立法法》第76条背后所蕴含的民主立法精神。在对民主立法精神的寻求过程中,对于“特别重大事项”的解释应当坚持较为宽容的解释立场,而非严格限制的态度。然而,制度的实然状态与应然追求之间显现差距,地方性法规中有关“特别重大事项”的规定大多是对于《立法法》第76条的重复,在细化落实的过程中呈现保守的态势。地方人大对于法规的制定和修改,陷于数量较少、内容集中和定性不清等困境。赋予权力的同时应当明晰权力的边界,规范层面的缺失致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错位,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原意。因而,可以通过构建阶梯式判断框架,通过层层的检视,能够保证操作步骤有序衔接,确保相应事项及时纳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