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汴渠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汴渠的变迁过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不仅是丰富与完善运河研究的需要，而且对保护运河遗产、弘扬运河文化、促进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结合野外考察、遥感影像解译等研究方法，复原了先秦鸿沟、隋朝通济渠、唐宋汴渠等运河的流路及变迁过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承继性，阐明了汴渠兴衰与黄河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运河开通对当时交通运输、经济文化、城镇发展的影响。主要结论有:　　(1)鸿沟作为隋以前沟通黄、淮流域的主要人工运河，开凿于魏惠王十年（前360年），其干流自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至大梁（今开封）后转为南流，经由陈留、通许、陈县（今淮阳）等地，最后在项县（今沈丘）附近注入颍水。其中，较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引水口和渠首段。研究表明，在战国至魏晋时期，鸿沟引水口和渠首段至少有三次较大的改变:第一次即战国中期魏惠王开鸿沟之初（前360年），其引水渠选用济隧河道，其引水口位于当时魏国的卷邑（今原阳县西）;第二次发生在秦王政兼并六国过程中（前246-前225年），渠首段西迁至荥渎河道，引水口位于荥渎与黄河连接处荥口石门;第三次发生在汉灵帝建宁年间（168年-172年），渠首段再次西移至石门水河道，其引水口也随之再次向西迁移至石门水与黄河连接处石门亭附近。　　(2)隋通济渠的疏凿主要是利用鸿沟、睢水、蕲水，但其引水口与鸿沟不同。汉灵帝建宁年间（168年-172年），鸿沟引水渠西移至石门水河道，其引水口也随之再次向西迁移至石门水与黄河连接处石门亭附近，一直沿用至魏晋。而隋炀帝于板渚新开引水渠，经由广武山北麓汇入鸿沟河道，自广武山东至大梁段河道与鸿一致。通济渠流经中牟地区以圃田泽为水柜，经官渡城之后转为东北流，在斗门村分为两股进入大梁城。　　(3)唐汴渠荥阳至开封段的流路是:自板渚引黄河水，经广武山北麓至郑州，该段与今黄河流路基本一致;在今中牟至开封段先后经杨桥村、万胜村、水溃村、板桥村、韩庄村、斗门村，进入开封城，经大相国寺南门，于开封繁塔附近折而东北流，与浚仪渠汇合后转为东流;向东循睢水河道，经陈留、雍丘，在宋州东南与睢水分流，自蕲水河道经永城、宿州，最后于泗州东北（今江苏泗洪县南）注入淮河。其中，变化较为显著的是引水口，结果表明:隋至唐初（581-713年），汴渠于黄河引水口在板渚，渠首段紧邻广武山北麓;唐开元二年（714年），李杰修复了梁公堰，板渚汴口和石门汴口轮流疏浚，交替使用，不误漕运。　　(4)宋代黄淮间的水运主要依靠汴渠水系，汴渠干道流路大致与隋唐时期相近，自荥阳引黄河水，经开封、陈留、宁陵、谷熟、夏邑、永城、宿州等地，于今盱眙北注入淮河。其中，变化较为显著的是渠首段，结果表明:北宋中后期（1078-1127年），弃黄河水源，改用洛水，引洛口位于洛水入黄河处，即巩县任村，自任村新开引水渠至板渚，将洛水引入汴渠。　　(5)运河作为一项水利工程，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晶。通济渠的开凿主要受人文因素驱动，而其变迁则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特别是黄河的影响;唐宋统治者为了解决黄河泥沙及河水泛滥对汴渠运河的影响，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定期疏浚、狭河束水、导洛入汴、开挖减河等，但依然难于摆脱黄河的影响;靖康之变以后（1234-1297年），黄河分为三股南流入淮，其中一股夺汴渠而行之，南宋政权无力治理，汴渠运道最终堙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