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的创作具有较强的个性特征。早期作品以浓郁的抒情气息和对故乡纠缠不清的爱憎表达,使他跻身现代文坛,占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抗战的硝烟中,他困居上海仍坚持创作,但其部分作品因和主流审美标准的某些疏远而受到了冷落。 1970 年代末,国内的师陀研究开始起步。在此之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在大陆研究者中间传读,师陀和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进入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之中。但以往对师陀的评论多集中在政治、文化的层面,而对其创作艺术形式的研究仍没有人给予充分的关注。 本文试图从师陀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形式特征入手进行评论。中国现代小说在形式上受西方理论影响最为明显。师陀的创作理论不是简单的对西方移植,他从中国传统的史传文学和白话说书体小说中汲取有益因素,大胆尝试采用多角度叙述方式表达复杂的人生体验。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师陀独异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艺术创造。 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师陀在短篇文体上的探索及所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师陀在短篇小说文体的形式探索上,既有继承更有创新。他并未恪守短篇创作“横截面”理论的成规,而是按照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标准去探索一种新体式。《谷》和《里门拾记》里的部分篇章就是以人物及场景的复杂多变而取胜。 史传文学对中国文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自幼对史书的偏爱,陶冶着师陀深层的审美意识。体现为:一方面,在行文结构上倾向于用“传记体”而非正宗的小说的方法叙述,用短篇体式写出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如《城主》、《刘爷列传》等;另一方面,其作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笔端充满了冷峻的历史感,如对果园城破落公馆的描述,对魁爷、素姑等人物历史命运的展现。 第二部分论述师陀以说书人语调讲述故事所带来的魅力。“讲故事”的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