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政府财政支付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公众问责日益兴起,绩效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出于公平与效率价值两难下的考量,许多国家均出现了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发展趋势。 在我国,一方面是近年来财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这不仅包括在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体制,也包括从财政支出角度政府及公立机构的改革。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创新高等教育体制为特征,同样也发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总趋势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新体制也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教育事业作为国家的重要公共服务事业之一,相关改革也需要按照建设现代政府和现代学校制度的要求,改革教育财政体制。在突出问责制和绩效管理的形势下,公共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已不是单纯的教育经费的合理分配,它更加需要发展性绩效评价的支撑。绩效拨款的引入正是应此要求而成为新的关注点。 本文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是：首先,梳理我国现有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历史沿革、现状及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引入绩效拨款的必要性,并讨论了我国实施绩效拨款的特殊背景。在阐明绩效拨款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就绩效管理加强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一观三论”的绩效评价原理指导绩效拨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并探讨了实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积极意义。然后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筛选和评析工作,考察国外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多样化的探索,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其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再次将视野转向国内,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的实施制定一个动态的操作思路和方法,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在实践中的困境。 本文认为,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还处于研究探讨阶段,但这种拨款方式确能较好地弥补我国现存拨款方式的缺点。在我国高校数量众多、层次复杂,国内没有丰富实践和直接经验的背景下,要实行绩效拨款比较科学合理的方式是在原有的拨款方式中逐步引入绩效因子。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体现成本补偿的基本预算应适当降低比例,原有拨款的约15％划为体现绩效的激励性拨款。结合的生长点可首先选择高水平大学建设拨款,同时利用“具备实行增量改革条件”的有利时机。其中基本支出预算部分,生均标准额的核定必须将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费用均包括进去；而与之无关的费用则必须剥离,如利息偿还,并按学生当量数或其他方法按在校生进行合理分摊。此外,绩效拨款的核心内容——绩效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在客观、激励、间接等原则的基础上,将投入、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管理、发展等方面指标包括进去,通过量化加权后综合评定。生均标准额的核定与绩效拨款应按周期进行调整,可以五年为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