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外在动力。据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仅为3.2亿美元,2018年增长至1349.7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117.42%,外资利用总量仅次于美国,升至全球第二。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197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17.92%,2018年上升至59.58%。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城镇化水平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另外,制度环境作为众多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外部约束条件,其差异性对微观经济活动势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对外贸易相关理论以及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影响机制以及相应数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研究框架,基于大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方法、空间计量方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等系列应用统计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异方差问题,探究城镇化阶段性特征及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从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关系的差异,更进一步研究制度因素(包括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积累、技术溢出、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就业等途径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根据进入模式差异,将外商直接投资划分为外商合资和外商独资,外商独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比外商合资更强;根据来源地差异,将外商直接投资划分为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比港澳台投资更强。在这一部分,首先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解决了遗漏变量问题,使得回归结果更可靠;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回归结果更加细致的反映出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得出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法律制度的改善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促进城镇化进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保障合作与竞争、建立激励机制等方式推动市场有效运转,促进城镇化进程。另外,完善的法律制度通过降低政府干预、加强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缩减了外资规模、降低了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弱化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这一部分分别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依次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异方差问题,使得回归结果得到了不断的优化。第三,地方行政垄断容易引发城市过度建设、政府权力寻租、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以及资源配置的扭曲等一系列问题,阻碍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政府所主导的地方招商引资,容易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增大引资成本,增加当地环境压力,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减弱。这部分依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异方差问题,以期得到更科学可靠的回归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