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收入、机会不平等问题却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包容性增长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2010年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强调,中国要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与发展模式,推动各个方面包容性增长。2017年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中表示,我国将多举措推进包容性增长,增强社会公平性和发展普惠性,实现可持续增长。近年来,由于能够充分发挥科技优势,突破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面临的障碍,数字普惠金融被普遍视为是推动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方式。2016年G20杭州峰会指出,各国应把握数字时代的机遇,通过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动包容性增长。2018年第二十六次亚太经合工商领导人峰会以“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为主题,同样传达了此观点。但是,与实践中倡导积极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包容性增长相比,目前学术界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两者关系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难以为实践提供有力指导。因此,本文尝试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这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1)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包容性增长有影响?(2)如果有影响,影响的机理是什么,具体指影响效应、传导渠道以及微观主体是什么?(3)我国应采取哪些措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本文首先利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探索前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利用数理模型论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积极作用,证明了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有利于为更多的低风险无抵押物借款人提供更低成本的信贷资金,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提高机会公平,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增长。二是进一步剖析了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三个分效应是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机会公平效应;传导渠道为创新、人力资本与投资;惠及的微观主体主要包括农村居民与中小微企业。其次,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和调研得到的微观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检验了理论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并得出如下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特别是在包容性增长指数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影响力。(2)经济增长分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GDP和财政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对产业结构影响不显著;收入分配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特别是其覆盖广度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作用稍弱;机会公平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公平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而又稳健。(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创新传导渠道、人力资本传导渠道和投资传导渠道均显著,且通过发明专利申请、农村人力资本以及私营企业固定投资渠道的传导作用更大。(4)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中小企业微观主体,都会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并促进包容性增长,但是情况不同的是,目前农村居民能从数字支付与借贷服务中受益,却不能从数字投资和数字保险服务中获益;而中小企业能从数字借贷与保险服务中获益,却不能从数字投资服务中获益。此外,规模越小的企业,越能够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结论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与我国现实问题相结合,本文认为未来应从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多层次服务体系、夯实技术基础、疏通传导渠道、加大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力度和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能力多方面,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我国包容性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