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的研究初衷，是参照西方近代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铁路对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的作用，来研究近代中国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王朝国家的中央集权崩溃与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的状况下，铁路作为一项最具标志性的现代化事业，对于国家生长的意义。研究属于政治现代化研究的领域，针对的是目前流行于中国政治学领域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预设，和西方中国学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权内卷化”与国家建设失败的基本判定。本文认为，现代国家的成长是逐渐演进的历史过程，即使在近代中国传统中央集权衰落、地方主义与军阀主义一度占据政治舞台的混乱局面下，现代政治的集权化意图与能力仍然靠着在铁路这样一些现代化事业中推行规范化与统一化管理贯彻并成长起来。　　以地域为权力配置原则的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中央-地方关系形成的契机，始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汉人官僚集团的崛起，确立于清末改革。但皇权中央权威衰落，几十年的权力下移与清末的地方政府职能化，使得省籍主义认同与地方主义势力膨胀，分离倾向增强，央地关系失衡直接导致了清代王朝国家的灭亡和民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与政治的动荡。央地关系形成且失衡，是本项国家转型与现代化研究的基本背景。铁路在任何国家都是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的最有力想象与象征，因此本项研究从近代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与铁路管理机构及职能的变化，来观察自1876年晚清中国出现铁路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全面中断为止，以铁路为财政来源、地方控制、军事部署手段的国家，怎样在与外国势力、地方势力、社会及舆论的多方角力中，贯彻自己的统一、集权与国家发展的意志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