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帝教和太平天国,萧朝贵或将一辈子做着种山烧炭的营生,终老于山林。时势造英雄,这偏偏是个唯美的神话般的英雄时代。庚戌金秋,天兄耶稣在萧朝贵的敦请下,来到人间,传布福音。自此,作为“帝婿”、“贵妹夫”的萧朝贵,游离于神人之间,代天言事,动辄鞭笞教首,邀功揽权,神威大振。洪秀全、冯云山的默许,杨秀清的配合,都有各自不得已的苦衷。其中萧朝贵与杨秀清的关系长期以来为人忽视。萧朝贵与杨秀清之间,既非纯粹的战友、同盟,又非单纯的对手、仇敌。二人在合作与团结的主流下,暗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和危机,归根结底,是利益的冲突与权力的角逐。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在天兄的高压政策下,在萧朝贵的精心装潢下,太平天国迎来它飞速发展的“萧朝贵时代”。萧朝贵本人则以其特有的能量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权力格局和世俗权力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这层意义上说,萧朝贵才是太平天国的真正锻造者。但是,萧朝贵时代太平天国的权力架构建立在在萧、杨之间客观实力相对均衡的基础上,是各种势力相互妥协和利用的产物。萧、杨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暴露了太平天国宗教和世俗权力系统运作不良或者畸形发展的祸根。后来在韦昌辉的转接和滋长下,成为泯灭数十万民众“人间天堂”理想的罪恶渊薮。因此,不稳定的二元架构体系,各种势力的政治角逐,不和谐因素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萧朝贵时代太平天国权力格局的短暂命运。它在获得起义进军的胜利,迎来太平天国攻克永安的辉煌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走向坍塌的深渊。上层精英人物关系的研究,并非全是政治的。萧、杨之间的家庭私人恩怨也是矛盾的具体体现。关于“天父第六女”杨宣娇的沉浮和萧朝贵养父因“私通”罪被处死两件事,萧、杨间的激烈交锋,把斗争的烈焰推向顶端,涌动的暗流,已亟待喷出地表,一场大的风暴或将到来。可历史总是会出现奇迹,当萧朝贵几乎取得和杨秀清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可以有机会有能力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最高权力的时候,这年十月在永安城外发生的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使得其政治生涯告一段落。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有生命之虞。七天后,永安封王,杨秀清总揽大权,一场无声无息的政治变动悄然发生。“天兄”长达五个月的缄默,使萧朝贵丧失获得更高权力的机会。当萧朝贵从重伤中醒来,“天父”独裁的局面已然形成,“天兄”下凡的意义也被“天父”频繁的出现湮没。继之而来的,是“天兄”和萧朝贵又一次长期的沉寂,缄默中表达出无奈、不满以及抗议。政治上的失落,迫使萧朝贵投身战场。长沙鏖兵,石马铺大捷,萧朝贵踌躇满志地要速克省城,为太平天国开疆拓土、再立功勋,却不料死神业已降临。妙高峰一番疯狂的炮战,结束了萧朝贵的生命。耶稣归天,却另有蹊跷。它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是郴州决策重大失误的惨痛教训。杨秀清对萧朝贵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萧朝贵的死,是太平天国的巨大损失,标志着上帝教宗教神学体系的部分塌陷,永安封王以来形成的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但即使萧朝贵不死,也无法杜绝天京内讧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也无法挽救太平天国最终倾覆的命运。对洪秀全来说,他却是一定程度上的受益者,至少是获得了一次重整太平天国宗教权力体系的机会,或是在原本密不透风的天父、天兄森严等级体制下得到一丝间歇性的喘息。也许萧朝贵未能见到定鼎天京的那一天是幸运的,他的早丧,使他没有机会像杨秀清那样迈出夺取最高权力的步伐,洪秀全才对他保留一丝诚挚的且罕有的好感和怀念,为他在太平天国神话中塑有一席不朽的神位。上帝教世俗化了基督,同时神化了萧朝贵。萧朝贵生前的自我神化,除了操纵天兄话语权等途径,萧朝贵的神性还得自于他出色的“巫术”表演。经研究,萧朝贵的“法术”实系催眠术,其中吸收了不少深奥的科学原理,但也必然包含一定的欺诈行为。正如我们不能否定数十万太平军民投身反抗浪潮的正义性,我们也不能否定萧朝贵的“法术”在太平天国起义孕育阶段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萧朝贵真正获得神格,是在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授予萧朝贵太平天国至高神的神位,一方面是因为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神圣身份,有着互相印证各自神性和维系天王“父子公孙”永坐江山神学理论体系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个死神制衡另一个死神的阴谋。人作为社会元素,本身即有复杂性。“非此即彼”的历史窠臼,不适用于历史人物的人性透视。长沙战役的战略战术和战役指挥,证明萧朝贵并非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纵观他一生的军事活动,只能算得上平庸。萧朝贵的英勇却形成于“大战妖魔”的平台——桌面。一百余年来,他的假象错误地引导了无数治史者和读史者。揭下萧朝贵脸上的神秘面纱,我们发现,一切都有变数。神性的背后,还暴露着人性赤裸裸的自私与贪婪。即使再为“谦和”的语言和神态,也遮掩不住他专权跋扈、嚣张自负的丑陋面庞。萧朝贵二十六年的短暂一生,见证了太平天国巨大神话的兴衰始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历史的发展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