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的多样形式,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存续至关重要,然而却长期处于下降和丧失的危机之中。为挽救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社会于1992年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开启以公约为核心框架、以联合国为主要平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2010年第十届缔约方大会制定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是近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关键指导纲领,为全球响应和国家行动提供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然而,2020年评估显示,爱知目标在全球层面上未能如期实现。本文试图探析爱知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的原因,并以此观察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制度内涵、行动阻力和未来走势。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访谈的方法,基于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关系视角,主要提出四方面原因:一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国家行为体的自利属性,导致缔约方在目标制定和推进的谈判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出现立场分歧,甚至在部分议题上加剧利益冲突,一定程度上阻碍目标进展。二是国际体系的非对称性,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金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即使《公约》规定了发达国家的责任并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然而发达国家往往拒绝承担其相应义务,造成落实目标所需的资金资源水平未能达到预期。三是目标的制度设计本身缺少约束性和聚焦性,使爱知目标与国家行动之间存在“履约赤字”问题。四是国家行为体在议程排序和能力建设上的差异,导致履约效果的参差不齐,从而影响爱知目标的整体进展。基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历程回顾和爱知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的原因分析,本文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走势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并对后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作相关探讨。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生物多样性大国,以主办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为契机,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和引领性作用。本文进一步提出中国将从格局构建、议程设置、目标设定、合作引领等方面,为后2020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中国智慧,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