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欧盟已经从地区一体化组织发展成了全球经济行为体与重要政治角色。但寻根溯源,经济利益并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本源性动力,是西欧的安全诉求、防务战略推动着欧洲从分裂走向了联合。然而,作为一体化的起点与最初的目标,防务领域却成为了欧洲一体化的“落后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停留在“战略自主”阶段,防务政策的决策程序至今没能挣脱政府间主义的把控。由于缺少共同预算,承载了诸多希望的战斗群概念最终仅成了一个摆设。冷战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经历了“圣·马洛声明”之后的辉煌,亦遭受了政府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52%的民众赞成脱欧。这一结果让不少“欧洲派”人士认为:“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春天来了”。然而,英国真的是导致欧洲防务一体化举步维艰的罪魁祸首吗?欧盟与北约有22个共同成员国,两大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布鲁塞尔,欧盟为什么要撇开北约另起炉灶?欧盟建设独立军事力量以来,北约与欧盟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特朗普甚至声称要退出北约,美国真的会退出北约吗?跨大西洋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本文认为,单纯从“国际权力体系”的角度出发,很难发现和平环境中导致欧盟防务合作失败的真正原因。因此,本文采取了自由政府间主义视角,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分析、论述与调整,将这个偏重于经济一体化的多因理论框架应用到了防务一体化的研究中。由于国防工业的特殊性与政府的主导地位,文章亦在理论中引入了影响防务一体化偏好密度的经济变量,搭建了全文的分析框架。虽然本研究仍将地缘政治利益作为一国防务政策的目标,但剔除了防务政策的“高级政治”属性,将防务一体化视为成员国在非强制性、信息充足的欧盟政府间谈判中取得的累加性成果,通过分析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相对博弈权力与博弈战略,对上述问题试做回答。本文以欧洲防务合作的发展为主线,梳理了欧洲国家在冷战时期、冷战后与英国脱欧公投后三个时期中,分别以西欧联盟、欧盟为制度载体的防务一体化进程,对其每一阶段中防务合作的主要内容、形式与特征进行了析论。而后,本文运用一体化偏好密度决定谈判结果、塑造一体化进程的逻辑框架,分析了成员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与国防工业利益,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大西洋派”、支持德国与法国的“欧洲派”、坚持务实主义政策的中东欧国家和爱尔兰等中立国家的防务一体化偏好,以此作为分析防务一体化相关谈判结果(西欧联盟的复苏、战斗群概念和欧洲国防工业指令等)的核心变量。最后,本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北约与欧盟关系,将北约视为一种改变欧盟成员国博弈权力的“深化联盟”策略,探讨了北约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影响,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差异与较低的偏好密度是欧洲防务合作屡次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和平环境中,成员国地缘政治目标的重合范围小,安全利益亦不受盟国政策外部性的严重影响。各成员国在欧盟防务谈判中的博弈空间较小,实施旁支付、议题联系的意愿与余地均不足,谈判也不容易取得成果。由于防务政策的特殊性,防务一体化成为了法国、德国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两国无法在谈判中以单边替代政策、“结盟替代”策略威胁对手就范,只能通过妥协换取对方的支持。因此,欧洲防务一体化成果中更多体现了“大西洋派”等国家的偏好。再者,国防工业合作、军事力量共享的经济效益虽然对成员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对依赖欧洲市场的法国、德国的影响较明显,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整体作用尚不显著。英国的退出虽然为欧洲防务合作提供了动力,但对防务一体化的影响弊大于利。欧盟不仅失去了一个军事大国、核大国,更失去了一座跨大西洋关系的桥梁。英国离开后,法国、德国将从“战友”转变为统一又对立的微妙关系。欧盟权力体系的重塑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引发的动荡可能减少成员国的防务合作意愿。虽然欧盟与北约的成员国大部分重叠,但由于成立背景、主导力量、运行机制、甚至基本章程上的差异,这两大组织无法相提并论。由于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在北约中的霸主地位,欧盟在防务问题上难以真正撇开北约,实现独立。北约作为“大西洋派”国家在谈判中的“深化联盟”策略,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额外的谈判筹码,这也使欧洲防务合作更难达成。本文认为,欧洲防务一体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北约的防务地位不会动摇,“互补”将成为跨大西洋关系发展的核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