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批评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从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基本观念山发，以意识形态与政治批评的实践模式为中介，深入当代文化政治现实，在文学的文化研究视野中建构了他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和文化政治批评观念。 伊格尔顿吸收了威廉斯、阿尔都塞、弗洛伊德、马舍雷、本雅明、布莱希特等一些思想家的精神内核，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作了批判性重释，通过对意识形态生产性的强化，提出了一种以意识形态生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他通过“意识形态”勾连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的关系，系统地考察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并在具体的英国文学批评实践中完善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他的批评实践不失为探索“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例证，他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也为我们理解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从而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评不仅是一种学院派的理论探讨，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有效应对现实的实践精神。他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维度上确立了政治批评的逻辑和立场，在当代爱尔兰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当代文化政治研究领域进一步张扬了批评理论的“介”入功能。他的批判的锋芒和锐气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贯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一位当代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人文思考。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和哲学观念在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文化思潮的碰撞中对当代文化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对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现实和历史也有着警醒式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伊格尔顿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仍然不是一种普泛性的理论形式，他在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阐释存在着本质主义的理论缺陷，他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也因为过多服从于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实践功能而存在着理论体系上的摇摆和游移，从而影响了他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有效弥合。他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深入当代激进文化政治批评实践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剔除解构主义的思想残余和话语形式而最终难以避开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主义的悖论和理论主义的尴尬，并因此影响了他的批判的锐利。伊格尔顿为我们研究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提供了一个文化思想的个案，他的批判性思考在喧嚣的“批评世纪”有深刻的人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