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建构利益，主流建构主义者如是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基于“共有观念”组成的文化结构建构起了相互之间的角色身份，这种角色身份建构了国家利益。在当今世界，国家利益勿庸置疑是一个主权国家制定本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美国在冷战后对中东主要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也是根据美国与这些国家组成的不同文化结构所决定的不同角色身份和国家利益建构起来的。不同的文化结构确定了国家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的身份确定了不同的国家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与中东主要国家之间角色身份的变化，开始重新建构其中东政策：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随着美国对巴勒斯坦文化偏见的减弱，开始大力促进阿以和谈，给以色列的安全和承认提供保证，同时支持巴勒斯坦合理的政治权利；对伊拉克，在美国与伊拉克短暂的友好关系结束以后，美伊之间的敌意不断加深，由“朋友”变为“敌人”，由康德文化结构转向霍布斯文化结构，美国把遏制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看作其重要的国家利益；至于伊朗，美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结束了与伊朗巴列维政权“曾经的亲密”，由友好走向敌对，由康德文化变为霍布斯文化，极力遏制伊朗伊斯兰势力的发展。　　 本文主要运用主流建构主义关于文化身份和国家利益的观点来解释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文化建构。全文共分五章，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对建构主义的文化身份和国家利益观的简单介绍，并分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对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为什么会有很强的解释力。文中指出：“共有观念”决定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身份建构利益，当国家之间对彼此的看法发生变化时，角色身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国家就会以变化后的角色身份来重新界定其国家利益。　　 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影响美国利益的三个重要问题为依据，分别对冷战后美国在阿以冲突问题、伊拉克和伊朗问题上的政策建构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美国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不同看法的分析，指出冷战后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利用阿以冲突为美国争霸世界谋利益变为积极介入，对双方施压促其和谈。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对冷战后美国对伊拉克和伊朗政策的重新建构的分析，得出美国在冷战后对两伊政策发生了变化，由支持一伊反对另一伊变为“双重遏制”，制裁两伊。　　 第五章是文章的最后一章，通过对冷战后十多年美国三届政府中东政策演变的综合分析，指出虽然冷战后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在不断地调整，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中东政策的基本点没有变，即“西促和谈、东遏两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