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但是它的概念及其流变进程在历来的正统文学史史述中却显得含混不清,存在着偏颇和简单化的倾向。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就在不断升温,但是其热点位置并没有将其研究推向高峰,相反,大量悬而未决的文学现象、研究课题尚未触及,诸多述而不作的文学史定论与常识在惯性沿袭中有待经受卷帙浩繁的文学史料的检验。此外,对该派的研究还牵涉到文学史观念的重大调整,以及具有丰厚的史料研究价值等,所以对该派的研究显得必要与迫切。因此本人选取处于滥觞及最初繁盛期的鸳鸯蝴蝶派,即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1909年《小说时报》创立——1920年《小说季报》停刊)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该时间区位的研究意义还在于,首先,这一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处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传统/现代”、“雅/俗”、“中/西”、“本土/外来”等多重维度的集结点上,对它的研究自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文学阐释空间；其次,这一时期是鸳鸯蝴蝶派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众多研究史料尚处于尘封状态,且缺乏必要的梳理,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填补文学史空白的重要意义；再次,这一时期也是鸳鸯蝴蝶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日后,即中、后期鸳鸯蝴蝶派的流变及整体定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前提与依据,这也丰富了对已有鸳鸯蝴蝶派研究的认知。在研究角度上,本文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的典型叙事特征为切入口,考察鸳鸯蝴蝶派在1909—1920年不同时间区位中的文学风貌、嬗变轨迹,以及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时代语境的激烈变动中所面临的创作心理障碍、繁复的生命体验,及在对语境的调试中所作出的艰难抉择,以期最终能够呈现出鸳鸯蝴蝶派在这一时期的深层嬗变规律以及嬗变背后的根由。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叙事学、话语理论及现代性等相关理论,采用史料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论文的框架安排上,以鸳鸯蝴蝶派在19091920年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嬗变特征为依据,以呈现这种差异性嬗变特征的典型鸳鸯蝴蝶派期刊为主要考察场域,同时梳理出该派的国族话语(面相)与娱乐主义话语(面相)两条线索,将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嬗变具体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先后论述：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新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研究综述；论文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厘清以往“鸳鸯蝴蝶派”概念使用的含混性,界定本文所使用的“鸳鸯蝴蝶派”概念的内涵。第一章：延续与疏离：清末至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的多元面孔。该章论述在晚清“新小说”语境的余波下,“新小说”为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资源,以致形成了它在这一时期的独特话语方式及面相。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晚清“新小说”以启蒙、救亡为标识的国族话语的延续,但同时它或者将这种国族话语置于启蒙与时尚的交界处,或者对其进行添加与删减,从而又表现出对晚清“新小说”国族话语的疏离。在具体论述中,通过选取早期鸳鸯蝴蝶派期刊中的国族话语特征、“英雌”形象的演化及科幻小说中国族话语的变迁等几个点,集中论述从晚清“新小说”到清末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国族话语(面相)的嬗变状况。第二,晚清“小说界革命”以一种政治视域审读文学,在“新小说”内部建构起了以启蒙、救亡为价值指向的浓郁政治话语形式,但是随着它的进一步演变,却悖论式地解构了这种政治话语,指向了传统小说以讲故事为中心的娱乐主义话语,这为日后鸳鸯蝴蝶派的发展、定型提供了温床。该章的创新点在于将鸳鸯蝴蝶派的早期阶段与晚清“新小说”联系起来,特别是本章提出的,晚清“新小说”的政治话语在解构之后成为鸳鸯蝴蝶派发展的腹地等结论,修正并补充了前人研究中所忽视或“断裂”的晚清“新小说”至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之间的文学发展链条,这也为其日后嬗变轨迹的考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域。第二章：戏讽与哭悼：民初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两种“表情”。该章论述进入民国“共和”语境中,外部激变的社会政治现实使鸳鸯蝴蝶派作家产生了怎样的体验,以致生成了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的独特面相。在这一短暂时期内主要呈现为一种严肃的国族面相,但又区别于前一时期,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具体表现为戏讽与悲悼的美学形态及话语方式,并寄予了作家在全新语境中的独特体验。在论述方式上,选取《自由杂志》与《民权素》两种鸳鸯蝴蝶派期刊,从其分别代表的戏讽与悲悼的话语叙述特征、美学形态出发,探究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共性体验,并进一步阐发这种嬗变发生的根由。该章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对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的考察,提出了“共和”语境的概念,认为鸳鸯蝴蝶派在民国“共和”机制下呈现出相应的文学风貌,因此对这一时期《民权素》中哭悼诗文与娱乐小说(哀情小说)之间的“断裂性”解读,便可以还原出作家对“共和”理想现实沉沦的代偿化书写意图,这修正了以往对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简单定论,同时也回应了当前“民国文学史”的热点探讨。第三章：怀旧与忘却：民初中后期鸳鸯蝴蝶派的分野。该章论述在“共和”语境的远离与近现代文学市场消费语境的铺展中,鸳鸯蝴蝶派又呈现出怎样的面相与作家心态。一方面,随着“共和”语境的淡去,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怀旧与隐逸的文学形态,这使其在延续前一时期国族话语的基础上发生嬗变,不仅在美学形态上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情感蕴藉色彩,在小说叙事模式及情节设置上亦有所体现；另一方面,随着近现代文学市场消费语境的渐兴,一种以市民日常生活与世俗意识为表现内容的全新小说范式开始生成,在语言、叙事模式、题材、人物形象等方面与以往的鸳鸯蝴蝶派创作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出对国族话语(面相)的疏离和对娱乐(话语)面相的靠拢,形成了两种话语(面相)对峙与交替的嬗变趋势。在嬗变的背后,一方面,隐含着新老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代际分野,及对变化了的语境的差异性调试姿态与结果；另一方面,两派作家又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叙事特征及价值理念,从而又保持了作为鸳鸯蝴蝶派整体的统一性。在论述方式上,仍然以典型的小说叙事形态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叙事(嬗变)特征背后的作家体验及其困境。该章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鸳鸯蝴蝶派的分野问题,将其内部的差异性创作理解为代际式区分的两个群体,以此描述鸳鸯蝴蝶派在这一时期的演变进程,这补充了以往研究中对鸳鸯蝴蝶派驳杂、混乱的模糊认知。此外,本章论及的鸳鸯蝴蝶派的传统文化道德认同问题,也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简单地论定为封建性与保守性,而是将其放置在晚清以降的复古主义文化思潮中理解其开掘传统文化资源、补救文化价值失范的重要意义。第四章：沉落与勃兴：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的内部更迭。该章论述在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即将进入一个全新、定型的发展阶段之前,它如何通过其内部新老作家的交替完成这种嬗变,期间又呈现出怎样的面相及其复杂的心态。在论述方式上,选取《小说季报》这一历来被忽视的鸳鸯蝴蝶派场域,即保留了新老鸳鸯蝴蝶派作家最后的共存状态及其独特的文学存在形态,考察出老派作家以一种强烈的国族话语决心扭转创作的颓败局势,却又夹杂着娱乐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际创作中,他们执拗地建构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古典世界,同时掺杂着个人对时代的浓重感伤体验,但是在构建中却又悖论式地消解了这个文学世界。新派作家则延续着前一时期新的小说范式继续营构着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老派作家的影子,却完全呈现出娱乐主义的话语方式及面相。该章的创新点在于找到了《小说季报》这一重要的文学场域,这为揭示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的嬗变特征,尤其是新老作家的更迭过程与结果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其中诸如对老派作家徐枕亚试图作出超乎想象的转型尝试的史料发现,无疑丰富了这一时期老派作家文学生存形态的认知。结语部分：试图通过本文所探究的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嬗变规律,以及新老作家在交替中对文学语境的差异性调试与创作心理障碍,提出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意义与得失、对当下文学变革语境中作家的启示,以及如何拾取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一脉,有效地推进当前文化(文学)的建设与发展。总之,本文在对鸳鸯蝴蝶派旧报刊等第一手历史资料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从阅读体验出发,与文本对话,最终得出结论：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从渐兴到最初的繁荣,始终纠结着严肃国族话语与娱乐主义话语的双重向度,从而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杂糅的复合面相,而非单一、定型的面孔。但是在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发展进程中,随着文学语境的变迁,在接续晚清“新小说”两种相应话语的同时,它又经历了严肃国族话语(面相)渐失,娱乐主义话语(面相)增强的一个嬗变过程,期间还夹杂着两种话语(面相)此消彼长的复杂性与逆转性,最终在1920年前后,鸳鸯蝴蝶派完全实现了面向市民大众的俗文学定位,呈现出文学史中一般认知的那个“娱乐、游戏、消遣”的面孔。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史述中的两种论断提出了质疑或补充：第一,史述中关于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定性存在着叙述简略与遮蔽的倾向,这并不能涵盖一个流派的动态发展进程；第二,鸳鸯蝴蝶派面向市民大众的俗文学定位,以及与“五四”文学“雅/俗”对峙格局的形成,并非依赖于新文学的强势干预,而是源于其自身的嬗变规律,从而不可避免地、明确地走向了一条适应市民大众观念、生活的彻底俗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