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世界上不同国家与地区纷纷对刑事特别没收制度进行了改革,以契合刑事制裁体系现代化的思潮,并且满足预防、惩治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罪行的需要。刑事特别没收制度虽然不能等同于刑罚,但是在犯罪治理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可以说,晚近以来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立法变迁已然表明,刑事特别没收制度早已成为现代刑事制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构建也面临着传统刑事理论与现代制裁体系的兼容性问题。在我国刑事法治本土化的视阈下,尽管我国1997年《刑法》中早已规定了刑事特别没收制度,但相关规定过于原则性,且立法一直处于相对消极化的状态。此外,刑事特别没收的司法适用现状也暴露出一系列不足,隐含着对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以及公民合法权利保护的威胁。由此,如何推动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完善,以契合我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维,围绕刑事特别没收的理论基础、适用现状以及适用路径三个方面,从司法论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如下:第一章为“刑事特别没收制度概述”。刑事没收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源远流长的措施,随着各国法治建设进程的进步,也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本章首先在梳议中外古今关于刑事没收概念内涵的不同主张的基础上,厘清作为法律术语的刑事特别没收的基本内涵,不仅将其与相近的概念进行辨析,而且还进一步厘清了《刑法》第64条规定的不同客体、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了我国刑事特别没收的适用对象。具体来说,刑事特别没收是一种强制剥夺犯罪人与财产之间联系的措施,追缴、责令退赔是其程序性处置措施,而返还、没收则是其实体性处置措施。其次,本章对我国刑事特别没收的立法沿革以及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总结概括了我国大陆与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刑事特别没制度的立法特点。最后,从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两方面着手,揭示构建现代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理论依据以及实际价值,明确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第二章为“刑事特别没收的司法现状检视”。本章主要围绕刑事特别没收的司法适用现状以及成因分析展开。本文通过对2019年、2020年的810份再审判决进行描述性分析,总结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刑事特别没收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对刑事特别没收三种客体的认定规则不一、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混乱、对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不足、刑事裁判文书表述不规范等方面。刑事特别没收的适用困境,一方面容易造成侵害被害人合法权利、影响司法效益、消解刑法立法权威性等直接危险,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间接危害。从原因论的角度来说,本文认为造成刑事特别没收适用混乱的成因主要有:（1）理念层面上,我国刑事制裁体系与理念滞后;（2）立法层面上,刑事特别没收现有适用规则可操作性不强;（3）司法层面上,“重定罪量刑、轻财物处置”的不当倾向等方面重要因素。其中刑事制裁体系与理念的滞后是造成我国刑事特别没收当前司法困境的根本原因,而立法上的不足与司法上的错误适用是其重要原因。这便要求从刑事特别没收的法律性质、司法认定、具体适用规则三方面着手,构建起一个“以刑事特别没收的法律性质为指引,以刑事特别没收的对象认定规则为支撑,以刑事特别没收的规范适用为保障”的司法运用体系。第三章为“刑事特别没收的性质辨析”。刑事特别没收的体系定位与一国法律规定密切相关,但由于我国刑法对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疏、原则化,这也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误读埋下了伏笔。因此,厘清刑事特别没收的性质,是解决其司法实践乱象,强化其司法实践效果的前提条件。对于刑事特别没收的法律属性,理论上存在一元说与多元说两种不同的主张,一元说内部又可以分为刑罚说、保安处分说、独立法律效果说等不同的观点,而多元说内部对于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性质也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在司法实务中,对刑事特别没收的法律属性理解不同,自然也会造成其司法实践的效果迥异。同时刑事特别没收法律属性的理论争议也是我国现有刑事制裁体系与理念滞后的弊端的附属后果之一。对此,本章在梳理域外相关立法规定以及域内不同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提倡刑事特别没收法律性质多元说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违法所得没收”是一种不当得利平衡措施;“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收”虽然具有双重规范效果,但是将其认定为保安处分更为合理;而“违禁品没收”则属于典型的保安处分,这为刑事特别没收的对象认定奠定了基础。第四章为“刑事特别没收的对象认定”。刑事特别没收的对象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这三种,本章在结合大量司法案例的基础上,围绕这三种对象具体如何界定与认定展开。第一部分是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的界定与认定。违法所得没收的内涵不仅包括犯罪所得,还包括一般违法行为所得。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应当保持违法所得没收的客体范围与程序法一致。违法所得没收的司法认定主要集中在客体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以及共同犯罪中违法所得的认定三方面,其中客体认定采取直接因果关系与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相结合的方案,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则采取相对总额说,共同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的认定采取综合说。第二部分围绕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收的司法界定与认定展开。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收以行为人实施刑事不法行为为前提。在客体上,既包括犯罪工具,也包括组成犯罪行为之物,但仍需结合事实与价值双重判断的规则进行限定。在主体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收不适用于善意第三人。第三部分围绕违禁品没收的认定展开。违禁品没收面临着与违法所得没收一样的困境,即概念的宽泛化、生活化以及去刑化,由此导致了现有认定方案的形式化。本文认为违禁品没收的客体认定应当遵循相对的违法性一元论,坚持刑法的独立判断。同时,无论是在刑事特别没收的客体竞合,还是主体的适用范围上,都应当坚持违禁品没收优先的规则。第五章为“刑事特别没收的规范运用”。刑事特别没收的规范运用是刑事特别没收适用效果的进一步保障,并且刑事特别没收的规范运用可以按照原则、理念以及规则的进路展开。首先,在刑事特别没收适用的原则、理念上,本文认为刑事特别没收应当坚持绝对没收与比例原则相结合、全面没收与等值没收相结合、实体与程序保障相结合等原则,在实现刑事特别没收的法律效果的同时,最终仍要落脚到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上。其次,在刑事特别没收的具体适用规则上,本文认为刑事特别没收不具有时效问题,即便是将来立法修订,也无须制定专门的没收时效。追缴、责令退赔的适用对象并不限于违法所得没收,但当前立法对此规定不明,需要进一步完善。返还作为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实体性措施,并不限于审判环节,也可以在侦查、检察环节适用。最后,在刑事特别没收的法律衔接上,一方面,对于刑事特别没收的刑行衔接来说,尽管刑事特别没收与行政没收在构成要素上具有形式相近性,但两者的内涵与价值倾向不同,因此应坚持刑事优先的处理原则;另一方面,对于刑事特别没收的刑民衔接来说,其落脚点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妥当保障。因此,刑事特别没收的刑民衔接不仅应当关注对民事权益的确认与保障,还需要完善被害人优先赔偿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设。总体而言,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司法适用需要遵循刑事制裁体系现代化、多元化的价值目标的指引,在法治化的框架内,合理辨析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性质,厘清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认定路径与适用规则。同时,刑事特别没收的司法运用还需要妥当处理好刑事法体系之内的刑事特别没收与刑罚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刑事法体系之外的与行政法、民法的衔接适用问题。但是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现代化构建不仅需要司法论的参与,更需要立法论的支撑。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动我国刑事特别没收制度的完善,仍是一个需要全面、长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