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祭祀”是指由国家倡导或乡人自发的对故去乡里先哲的尊崇拜祭活动。“乡贤书写”则是乡里士人通过乡贤传记、墓志、碑铭、序表等方式,对乡里先哲的行实进行称颂并以此来彰显乡土风貌的一种书写行为。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作为纪念、表彰地方乡贤的两种形式,它们互为表里的完成着教化地方民众,激励后进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明代江浙地区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的考察,梳理明代教化政策在江浙地区的实施情况,为分析明代士人的基本政治倾向,地方乡贤传统的建构以及明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区域性经验。本文第一章讨论了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的历史沿革、明代乡贤祭祀与乡贤传记的发展变化以及明代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的关系。明代的乡贤祭祀较前代相比具有了自己的特征,在明代,乡贤祭祀逐渐向地方庙学转移并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官方性质明显,这一特征表明明代国家对地方社会教化的措施较前代更为加强,也使得明代乡贤祭祀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教化色彩。同时,乡贤祠祀在明代亦完成了与先贤祠祀、名宦祠祀的分离。先贤、乡贤、名宦的分祠而祀进一步体现了明代对“乡贤”里籍的重视,而乡贤祠独立祭祀“空间”的划定更加清晰的明确了“乡贤”的教化对象,即是对具有“乡籍”的地方士民的教化。同样,明代的乡贤书写亦展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特征,明代“私修”乡贤传逐渐与乡贤祠志剥离。“私修”乡贤传改变了乡贤祠志专门为乡贤祠受祀者立传的性质,而成为一种与乡贤祭祀并行的追思、表彰乡贤的形式,其对人物的描叙更多的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本文第二章主要讨论明代乡贤传统建构的问题,“书写”乡贤是建构某一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方式。乡贤传作者群体即明代的地方士人,这类群体由籍贯在本地的官员、乡里处士与来此地任职的地方官员和寓居者构成,他们具有较强的书写能力,且一般都具有较大的文化影响力。地方官和当地民众对该群体非常看重,也希望凭借其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彰显其地的文化传统。同时,作者的子孙、师弟和乡友对乡贤传的续写、刊刻与流传也都起到积极的作用,由此使得乡贤传统得到确立与长时间的传播。从作者群体的主观愿望上讲,明代士人在乡贤书写中,完成了“桑梓之私”到“天下之情”的转换。一方面,他们书写本邦乡贤是为了追思往哲、激励后进,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天下士”理想的表达。明代士人对“乡”与“贤”两个概念的认知则是本章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从研究中可以发现,明代江浙士人笔下之“乡”虽然大体上没有突破“地理范畴”,但更多表达的是其“心理范畴”,即其心中所认定的拥有共同文化特质的“文化范畴”。其笔下之“贤”则是类型化的贤,每一类型代表着一种“贤”的品格。类型的划分表达了士人对“贤”者的认知标准,这也是地方士人推贤、评贤所持有的“公论”标准,而这个标准也直接影响到明代庙学乡贤祠的入祀结构。明代士人所持有的对乡贤的评判标准是明代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关键的联结之处,二者由“公论”互为表里的完成着对乡贤的表懿及地方教化。第三章讨论了明代庙学乡贤人物的去取与“公论”之间的关系。“公论”作为一种价值评定标准始终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庙学乡贤人物的去取。笔者首先对明代庙学乡贤的入祠程序及乡贤崇祀类型作了梳理。入祠的乡贤被明代士人归纳为若干类型,类型划分的标准即为“公论”。宋人陈亮的“罢而复祀”即是在“公论”的引导下进行的一次讨论。“公论”往往也会随着士风与学风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明代正德、嘉靖以后“王湛之学”兴起,影响力不断扩大,学风与士风也随之改变。该变化直接引起了“公论”内容的变化,继而影响到地方庙学乡贤祠人物的去取。第四章探讨了明代江浙地区庙学乡贤祭祀与明代国家政治环境及地方传统之间的关系。笔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影响庙学乡贤祠入祀结构的另外两种因素身上。尽管士人所持“公论”对明代乡贤的崇祀起关键作用,但地方庙学乡贤的入祀也会受到国家政治环境以及地方固有传统的影响。明代政府通常会对在大的政治事件中表现突出的臣子进行“褒忠”,随着明代乡贤祭祀制度的完备,“附祀乡贤”成为明代国家褒表臣节的一种特殊旌表方式。国家以恩诏“忠义”乡贤入祠的褒表形式向民众传达“忠义”内涵,国家“忠”理念的传达为地方社会选择“忠义”类型的乡贤提供了参考。而笔者对永嘉县理学人物和武康县沈氏一族的入祠情况分析表明,地方突出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同样影响着明代庙学乡贤的入祠。本文第五章则以乡贤“冒滥”问题为切入点,综合分析了明代士人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乡贤入祀结构之间的关系。据本章统计数据可知,各府县“宦业”类乡贤的增长十分明显,其他类型乡贤几乎没有增长。嘉靖以后“宦业”类乡贤入祀人数激增,成为万历以后各地乡贤祠崇祀的最主要类型。每一种崇祀类型都代表明代士人对该类型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认同,而“宦业”类乡贤的单独增长则意味着乡贤崇祀出现了价值观念的偏离。从明人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其间存在“尚青紫”、“重宦业”的风气。推举入祀乡贤过程中,原有的“尚德尚贤”标准被“以贵为贤”和“以子贵为贤”的标准取代,从而形成了乡贤崇祀中“重宦业”的不良风气,形成了“所祀非人”的“冒滥”现象。面对此种情况,中央政府试图颁布法令来纠正不良风气,而地方士人则或将父祖木主抱离,或通过私修乡贤传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希望对“世风”有所匡正。本文的分析表明,士人的“公论”、国家重大事件和地方传统是影响乡贤选取的三大主要因素。士人通过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的方式确立和传播乡里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会将自己的政治抱负渗透其中,完成其“修齐治平”的理想。类型化的乡贤祭祀与书写表达了士人对乡贤的价值评判标准,这同时也起到引导民众价值倾向的作用。择取乡贤的标准既受到士风与学风的影响,还与国家重大事件和地方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乡贤“冒滥”中出现的“重宦业”风气也可以反映出一部分士人价值观念的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