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文化遗产作为自然和文化的载体,使后人通过观赏去体会前人的经历和经验,去感受大自然的宏伟；同时也为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及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证据。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破坏过程的不可逆性,使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意义超出了一般的经济资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然而,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管理的不善,我国的公共资源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大规模的侵掠和破坏。这其中,我国公共资源最珍贵的部分——国家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受到的威胁也最为严重,而且有加剧发展的态势。解决遗产地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实现自然文化遗产开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关于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建设问题是最重要和最亟待解决的,而产权制度的分析又是所有制度建设问题中最基础和最根本的。制度和经验的盲目引进和效仿是于事无益的,先进的制度和成功的经验必须和具体保护目标所处的自然、经济、历史和人文条件相匹配。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遗产保护效益的最大化,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及博弈论的基本分析范式,通过分析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产权制度的变迁,查找我国遗产保护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分析遗产保护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冲突的根源,揭示遗产保护的必要条件,研究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设计原则,探讨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创新的途径,提出合理化建议。从内容上本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综合分析了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通过对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宏观背景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综合性的阐述,本文认为根据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目前的研究可以归为：关于遗产资源的价值评估、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权衡选择、遗产保护区开发和利用的模式选择、遗产保护中的利益冲突与法律制度建设和遗产保护的社区参与式管理机制等六类。关于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有两种发展趋势比较明显,即遗产资源保护的自然与文化综合研究和遗产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制度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认为目前对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制度方面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对国外成功经验的简单分析,或是对其制度的先进性的简单分析。忽略了国内外不同的自然、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条件。没有对制度运行所依赖的外部条件进行深入的考察；没有分析在不同的条件下各种制度可能会产生的种种变形。较少的尝试用经济学原理对现象的本质进行解释,不能揭示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总结了发达国家在涉及自然文化遗产工作中的保护经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等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主要经验进行了对比总结。之后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管理隶属关系缺乏规范,是我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机制不顺的原因。遗产单位与一系列相关单位关系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其与旅游和文物交易的相关行业间关系并没有形成规范化,并且相关的法律并未建立健全,是的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往往出现责权不明、在责任上相互推脱、在利益上相互争夺现象的出现。第二、我国的自然文化遗产管理工作,缺乏支持性机构,保护力度也相对薄弱。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参与方仅仅只有相关的科研单位、研究单位和专业协会,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以及具有资助性质的组织少之又少,甚至并未出现。国民参与的积极度非常地第三、需要清晰的认识到,管理理念、管理能力同目标相融合才是国外自然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最值得借鉴的经验。他们在这方面的管理经验不会因为遗产资源基础条件的差异性没有办法得以借鉴,也不会因我们国情与其不同而难以适用。现如今国家自然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核心部分并不是一味模仿国外经验,应在改革的进程中穿插美国公益性的管理理念。第三部分：对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属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本文认为自然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的有用性上,即使用价值上。所谓的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类发现、保护、开发和建造和维修过程中所耗费的人类必要社会劳动以及自然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的外部性补偿。其次,本文认为自然文化遗产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根据自然文化遗产的分类和消费特性,可以将自然文化遗产分为俱乐部物品、公共资源和纯公共物品三种类型。俱乐部物品包含了以观赏功能为主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具备观赏价值的自然历史双重遗产,公共资源包含了以科研、观赏为主但未进行开发收费的自然文化遗产、以科研为主单位进行开发收费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纯公共物品包含了濒危的文化遗产和珍惜生物和珍贵自然遗产。最后,本文认为遗产保护行为同样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但其外部性既有正的外部性又有负的外部性。由政府提供遗产保护既有正的外部性又有负的外部性,产生负的外部性的原因主要为存在政府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完全一致从而产生委托——代理的问题,二是政府自身存在有限理性。在设置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时需要时将政府保护和民众保护结合起来,达到自然文化遗产的最优保护结果。第四部分：针对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属性及经济属性的变迁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分析。首先,在产权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产权多应包含具体内容包括：使用权、所有权和转让权,自然文化遗产的产权主体主要包括全体公民、国家、社会经济实体或公共组织。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产权结构的特点,认为我国是集体所有制国家,国家是自然文化遗产资源所有权的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必须把这一所有权委托给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去管理,因而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表面上是国家所有,实际则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控制,这就形成了所有权主体分散的状态。这种情形下,由于权利的分属不明确,一旦出现问题,同是所有者的各部门就会互相推诿责任,而公众无力阻止,最后造成责任无人承担。其次,分析了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产权制度的变迁。认为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产权制度变迁主要可以划分为公共产品阶段和准公共产品两个阶段。公共产品阶段包括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段和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主要作为公共产品向大众提供,没有特别的排他机制建立。准公共产品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又可以以2003年为界分为两个小阶段——产权初步分为经营权和剩余权阶段和进一步细分为经营权、转让权、所有权和开发权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关于自然文化遗产的产权机制逐步建立并得到完善,在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推动效果。第三,本文对我国目前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产权制度做出了评析,认为我国的社会所有制特点决定了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并且不能够进行转让,只能进行经营权流转。目前我国自然文化遗产产权管理主要由地方政府来进行代理。由于地方政府和产权所有者(国家)的目标不一致,容易在自然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中产生委托——代理的问题,有时还会出现寻租和对自然文化遗产的过渡开发的现象。管理部门分割,易出现多头管理的现象,同时导致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第四,本文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和比较分析的角度对产权制度和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产权制度是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保护问题的关键因素。本文认为,虽然在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古代社会中,自然文化遗产作为独立的概念还不是很突出。但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自然文化遗产在事实上存在于历朝历代的社会现实之中。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当产权得到充分保障时,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会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反之,在其产权不能得到保障时,客观上将必然会造成文化遗产的破坏现象的发生。而在产权制度稳定的情况下,合理的产权结构则更有利于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第五,本文讨论了在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保护问题上原住居民所拥有的事实上的产权,认为在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保护所面临的产权结构中,事实的产权和法律上的产权所包含的权利束往往不一致。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产权界定中的交易费用,认为由于较高的执行成本导致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产权总是存在一个“公共领域”。之所以对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各种侵权行为会长期反复出现,是因为民众对自然文化遗产拥有私人产权长时间被忽略。遗产资源的产权,表面上归国家或全体人民所有,任何人都没有排他使用权。但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其实是将资产定义为公有,而后再授予某个个人或单位使用而形成某种占有关系,这样委托代理中的效率损失加产权的排他费用,都通过增加交易费用的方式使社会财富下降,最终是产权制度演化为“公有私用制”。第五部分：研究了前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中的博弈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依据各类保护问题的特征,构建了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博弈模型。本文明确了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以及他们之间对待保护的态度,然后运用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分析方法,构建由政府、企业和群众三方利益主体组成的博弈模型,首先得到了各方利益主体的对待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优投入,然后运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得到各方利益主体对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收益,以促进各个利益主体更好的保护自然文化遗产。通过博弈模型的推导,研究在遗产资源保护过程中各种冲突的性质,分析问题存在的制度根源,为保护机制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第六部分：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设计与政策的建议。保护机制设制应遵循保护和利用并举、分类控制与分区保护、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注重民众参与的原则。我国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创新应从保护投入机制、保护管理机制创新和保护监督机制创新三条途径来进行实施。第七部分：以登封市少林景区为例对自然文化遗产产权制度进行实证分析以登封市少林景区的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问题为例对我国自然文化遗产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产权不明晰正是导致嵩山少林景区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混乱的产权结构直接导致了景区管理的混乱,同时景区资源被过度的开发和使用。在分析问题原因之后,本文提出了以下解决对策：一是形成切实可行的规划与决策体系；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三是正确处理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四是要建立引导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五是加强宣传普及工作,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