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产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能够全面公允的反应资产价值,通常需要计提资产减值。中信证券和光大证券在发生高管涉嫌内幕交易事件之后对商誉减值政策选择的巨大差异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两家券商在许多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但受到事件影响后光大证券没有立即执行商誉减值会计政策,中信证券却执行了商誉减值会计政策。为什么在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状况中,两家具有极高相似性的券商执行了相反的商誉减值会计政策,对这两家券商中影响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对比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经营环境应该会影响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但是在相同的经营环境中企业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直接决定了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而企业的经营业绩表现则是决定盈余管理动机的主导因素。当企业面对相同的经济环境,由企业经营业绩表现主导的盈余管理动机会使企业感受到不同的压力：当企业实际盈余低于期望盈余时,在不违反会计法律和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要求的范围内尽可能不执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当实际盈余高于期望盈余时,则在会计法律法规和资本市场监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执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据此我们模仿彭长桂的“战略选择的话语模型”建立了“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期望盈余模型”,来解释经营业绩如何通过盈余管理动机影响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