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融资方式主要包括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前者是企业通过银行借贷的方式进行间接融资,在债务到期时按约定向债权人还本付息的融资方式;后者是指企业向股东募集资金,股东依据企业实际经营状况获取收益的直接融资方式。随着金融实践的不断发展,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企业创始人股东与外部财务投资者或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更加多元化,股债结合模式的夹层融资工具应运而生。如前所述,夹层融资兼具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特性,是指在风险和回报方面介于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一种融资方式。就我国夹层融资实践而言,我国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标准化夹层融资工具市场,对应之法律规范对发行主体资质要求较高,具有更强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往往无法满足标准化夹层融资工具的发行条件。以我国优先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为例,现行法律将优先股发行主体限于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众公司、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主体限于业绩优良的大型上市公司的实质性门槛更多考虑对公开市场投资者的保护,而未能关注夹层融资工具所具有的改善公司经营绩效、增强对企业管理层激励、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积极作用与实践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满足夹层融资工具发行条件而融资需求并不突出的企业以低廉成本融资的垄断性途径,以致多数中小企业和与一些估值偏低的初创高科技企业无法通过该等标准化夹层融资工具进行融资。此外,即便相关企业满足标准化夹层融资工具的发行要求,由于法律、法规对夹层融资事中监管举措较多,该等企业也难以通过标准化夹层融资工具实现个性化的融资目的,从优先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融资工具的运行情况来看,标准化夹层融资工具难以发挥夹层融资本身的灵活性优势。非标准化夹层融资更多地表现为通过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结构化产品以及成立夹层基金与融资企业签订夹层投资契约进行融资,其具体安排主要为优先分红、优先清算、固定收益承诺、到期股权回购等,其具体契约一般包括优先分红条款、优先清算条款、股权回购条款、固定收益条款等。就优先分红条款而言,我国公司法原则上允许公司股东通过约定方式对于等比例分红的结构性规范作出除外适用,从法理角度观察,该等规定系符合各股东之间通过协商、决定,处分自己合法权益的结果,且公司利润的内部分配顺序调整不影响外部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法律允许公司各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符合私法的一般理念与实践规则。就优先清算条款而言,由于其违反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清算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等条款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层面往往不受认可。就股权回购条款而言,由公司进行回购的股权回购条款因原则上不符合我国公司法关于股权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而往往被认定为无效,而约定由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进行回购的股权回购条款实质虽系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而其绕开了公司法原则上不得回购企业自身股权的限制,若无其他违反法律规范的情形,该类约定应属有效。就固定收益条款而言,由于我国民商法理论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成熟而嬗变,虽然联营合同司法解释至今仍然处理有效的状态,但依法律适用之规则,对于联营合同司法解释中关于固定收益条款无效的规定,在目前的实践中存在相当的解释空间,不能一概予以否认。融资企业为公司的情形下与投资方签订的固定收益条款一般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应属有效,仅在夹层投资者保底收益定期持续性实现,而公司盈利不足以覆盖预期收益或亏损的场合,融资企业履行固定收益条款可能被认定为属于“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规范标准化夹层融资应放弃法律父爱主义立场。标准化夹层融资载体的法律规范应设有适当的强制性规则及缺省性规则。法律应当允许市场主体根据商业实践中的合理规则约定内容,对于没有必要作出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可以缺省性规则引导投融资双方进行选择。同时为保护投资者及债权人的权益,标准化夹层融资载体的法律规范需要尽可能细化对融资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等方面的要求,保障相关利益主体对融资企业经营状况的知情权。规范非标准化夹层融资应注重商事角度价值考量。对于夹层融资当事人创造的新的交易规则,其评判标准应当从交易成本、社会成本和法律监督成本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市场交易成本角度来看,夹层融资创设的法律制度之外的新交易规则出比法律设定的交易规则更为务实有效率。其次,从社会成本角度来看,夹层融资企业如果是封闭性公司,其股权转让主要涉及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经济利益的调整,不涉及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对社会公众利益影响不大;固定收益条款是对公司股权价值衡量标准的重新修正,目的是对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进行激励与约束,使之努力经营企业以实现企业自身的长足发展,内部控制机制的调整如果以此为根本目的,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所以,夹层融资契约条款的特殊性安排不会增加融资企业外部的社会成本。夹层融资企业如果是公众公司,由于公司股份的自由转让,为避免内部利益分配侵害到外部第三者的利益,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利益分配和其他投资事宜的设置。此时,应通过公司的多层融资结构、采用类别股份制度来实现股东之间股权内容的差异,但此种差异在信息披露上是公开的,投资者都能知悉、选择。最后,从法律监督成本角度来看,在融资企业为封闭公司的情况下,投融资双方之间约定的“失范的自治行为”,属于股东内部权利义务的自行分配,在没有产生争议进入司法视野之前,法律无从知晓,更无法监督。当融资企业为公众公司时,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当夹层融资契约条款涉及相应违反时,法律监督才能发挥作用,其监督成本的支付才具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