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中普遍存在着政府持股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股东,政府股东对银行会产生更加深重和复杂的影响,在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研究政府持股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本文研究了政府持股对我国商业银行前沿效率的影响问题,文章基于5家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8-2015经济数据,运用数据包络法对这17家银行的前沿效率进行了测度,随后在前沿效率测度结果和政府持股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针对政府持股对商业银行前沿效率的影响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和影响机制的思考,文章选定了适用于该实证研究的相关变量,并根据Hausman检验来构建具体的实证研究模型以作面板回归分析。前沿效率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前沿效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存在普遍降低的现象,随即在经济回暖的过程中出现了强烈反弹,之后基本处在一种小幅波动的上升趋势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前沿效率表现一般优于国有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政府持股对其前沿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持股对我国商业银行前沿效率的影响呈现为倒U型,前沿效率会随着政府持股的增加而提升,但是随着政府持股比例的持续增加,其对我国商业银行前沿效率的积极影响将逐步降低并转变为消极影响;分类别来看,政府持股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前沿效率的影响也表现为倒U型关系,而政府持股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前沿效率的影响则表现为U型,政府持股的增加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前沿效率的提高。研究结果既肯定了政府持股可能对我国商业银行带来消极影响的观点,也肯定了政府持股可能会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积极影响的观点,表明政府持股对我国商业银行前沿效率具有非线性的影响。相应地,我国政府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其持股商业银行可能带来的影响,逐步增加其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政府持股,同时逐渐减少其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持股,并将政府持股比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如此一来,政府股东将更大地发挥其有利作用,不断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