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孔教思想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其中早期形成期大约是在1891年《新学伪经考》之前,中期发展过程从1891至辛亥革命之前,晚期成熟时期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其早期孔教思想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儒家的教化思想；第二,佛家的普渡救世思想；第三,基督教礼仪形式的感召。在这些思想因素的影响下,康有为开始把“孔教”与一般的儒学区别开来,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在他的主观精神世界里开始建立起来；因此孔教才作为宗教在康有为那里逐步确立起来,并且伴随着宗教情怀的建立,他的开始把自己的主观世界进一步塑造为自我超越精神、普渡救世精神和世界主义精神。　　 康有为一生主要有两方面的事业,即孔教和政治,这两方面的活动始终交织在一起。康有为的维新事业主要有两项,一是建立孔教；二是变革成法。一方面抓内在的精神建设,另一方面抓外在的制度建设。　　 康有为维新时期建立孔教的方式是:激活今文经学的解释经典的形式并使之与基督教的外在礼仪形式结合起来建立孔教。　　 维新时期康有为建立孔教的意义和影响:第一,有“保国”,“保种”,“保教”,抵抗列强的文化侵略,维护民族、国家统一,保存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第二,有把华夏文化建设为强势文化,把中国建立为文化强国的战略意义；第三,孔教有团结民众、统一人心排斥迷信、愚昧,塑造国民精神的意义；第四,在政治方面有妨碍变法的消极意义。　　 1898年9月18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因光绪帝,下令逮捕康党,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仓惶逃离,流亡海外。他在流亡期间,对其维新活动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并且继续从事孔教建设的理论探索活动和实践活动。这一时期有关其孔教理论方面的著作有《戊戌奏稿》、《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孟子微》、　　 《论语注》、《大学注》、《大同书》、《物质救国论》、《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等。由于康有为在海外的亲临考察,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他构建孔教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对孔教的建设不再只停留在形式上,而是开始阐释孔教的更丰富的内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二千多年的传统政治在形式上被打倒,皇帝在形式上从中国的历史舞台退出。康有为无皇可保,无君可立宪,唯独还有国魂是他可以挽救的,因而他以此作为其晚年的核心事业。康有为挽救国魂的具体措施就是建立孔教。他认为只要孔教成为中国人共同信仰的对象,则国魂可保,由此,中国人则不至于失魂落魄而乱成一团。这时的康有为,在理论上继续完善孔教学说,使其进一步从形式主义中走出,在实践上创立孔教会,且上书国会,争定孔教为国教,并引起全国范围的“孔教"大讨论。　　 戊戌后辛亥前,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反思,使其对孔子之道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其在辛亥后阐述孔教学说奠定了本质性的基础。在维新时期,康有为实则不能从本质上来回答孔教是什么,而是被他弄成一个无中介的抽象直接性的形式。辛亥之后,康有为的孔教构思超越了先前阶段的特殊现实针对性和形式意义,而具有相当深刻的普遍性的意义:1、国魂系于孔教；2、人种系于孔教；3、孔教是治道之源；4、孔教是人道教,具有人道主义的各种理念。　　 康有为致力于挽救国魂,却又乞求于权威宗教的形式,引起了诸多不必要的争论,无故增加许多反对者。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我们可以从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言论中窥见他们对宗教的认识,以及儒学与宗教在多大程度上相关联。首先,我们必须区分两类人物,一类是彻底反传统的,他们坚持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要打倒“孔家店”。其主要人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例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第二类人物并不反对孔子之道,也主张保存国粹,挽救国魂,但是反对以宗教的形式来进行,例如严复、章太炎甚至包括后期的梁启超等。　　 在康有为的孔教学说建立的过程中,有不少学人直接针对其理论进行辩驳。早在维新时期就有叶德辉等,辛亥前后有章太炎、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时期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的讨论对康有为的孔教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儒学面向现代化如何转折,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孜孜不倦欲以解决的一个课题。主要有两种进路:其一是把儒学转变成纯粹在知识领域中的学术文化；其二是把儒学转化成宗教信仰。康有为选择的是后一种进路。然而,康有为在将儒学宗教化的过程中,处理的方式前后是有变化的。前期,康有为企图将儒学直接传统宗教化,因而建立的孔教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外壳；后期,康有为能够灵活地把握宗教的概念,不再把传统宗教的固定形式直接拿来套用,并且能够挖掘孔子之道的富有生命力的内涵,把孔教设立成人道教,并使之作为信仰的对象。虽然这样,他依然不放弃孔子之道权威信仰化,如此则他所挖掘出来的孔教的内涵(人文理性)解构他了所企求的权威信仰的形式。‘　　 康有为晚期把孔子之道人文教化的内涵挖掘出来,因而启发了很多人对比于西方文明对儒家文明的再认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新儒家的诞生。所以康有为的孔教活动使得怎样保存人文精神被作为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沿续下来,开启了后学继续反思中西文明,挖掘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