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一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与东道国互利共赢及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国在加入WTO、“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速发展。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430.4亿美元,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是2002年末存量的66.3倍,居世界第3位。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达156.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然成为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受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全球化陷入困境、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抬头趋势。全球诸多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调整和挑战:一方面,上一阶段未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大量发展中国家亟待融入新的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不均衡和社会两极化问题也亟待解决。近年,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开始关注潜在的制度风险,一国制度质量的优劣成为影响跨国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本文基于制度视角,重点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对进一步提升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质量水平,实现国家间优势互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并明确了本文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基于制度观对学者文献进行了综述,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本部分首先厘清了对外直接投资及制度距离的概念。继而通过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制度距离理论,就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进行理论阐述。第三部分为现状及特征分析。本部分首先对中国OFDI的整体状况进行阐述,之后立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关注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投资规模、制度质量和制度环境,分析归纳对其直接投资的特征。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及分析。主要进行制度距离对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首先对理论机制、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进行说明。构建以制度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拓展的引力模型,后通过分区域、分正负的实证检验,就制度距离在中国在进行OFDI区位选择时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研究表明,东道国与中国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具有负向作用。但作用的大小因制度距离的正负与方向的不同而异。基于此,本文从制度距离、制度质量及投资动机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层面,构建制度距离测算体系,将制度距离纳入扩展的引力模型。并将制度距离划分为正向和负向,试图为现有研究添砖加瓦,使结论更贴合实际;第二,在研究内容层面,本文通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丰富了当前中国对该区域OFDI的研究体系,并验证了中国OFD1区位选择的特定差异;第三,在指标选取层面,以往学者多从某单一因素为视角分析其对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本文总结归纳已有研究对制度距离的理解和定义,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科学地量化制度这一变量,通过统一公式测算两国间的制度距离,使得制度的衡量具有可比性,实证结果相对客观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