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各自追求不同的利益,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企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牺牲所有者利益,二者经常处于目标冲突状态之中。股权激励将经营者的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使得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进而达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大量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激励经营者,对公司业绩、价值起到了显著的改善作用。实践中,作为一种对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冲突的良性协调机制,股权激励机制自其诞生以来,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成功实践与迅速推广。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建设进程相对迟缓,直到2006年1月1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正式实施,才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进入了一个实际可操作的阶段。随着《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2号、3号》等政策法规的出台,股权激励相关配套政策不断完善和细化,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仅2012年就有逾百家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计划。然而,2009年爆发的AIG“奖金门事件”将高管薪酬问题,特别是薪酬激励问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发现,股权激励背景下,高管在消息操纵、方案设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同时,我们注意到,我国股权激励机制为股利保护型,即上市公司因除权、除息或其他原因可以对激励计划中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一方面,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弱式有效市场,经理人的努力并不必然带来公司股价的提升,削弱了经理人通过提高业绩而提升股价的动机。因此,当通过简单的股利分配就可以实现对行权价的调整时,经理人出现自利行为就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股利支付的信号假说认为,非完美资本市场中,公司股利支付的增加是在向市场传递管理层乐观的信息,因此股东信心得到增强,股价上升,管理者获授的股权激励价值也上升了。因此,拥有股权激励的管理者就可能选择增加股利支付,以获得更为可观的股票价差收入,最大化其个人财富。可见,在股权激励背景下,上述两方面原因均可能导致经理人在股利决策上的自利行为,加重其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进一步地,董事长是影响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果董事长作为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高管自利能力更强,那么,其对股权激励行权价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调整及提升股价的意愿是否会更强烈呢?此外,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督成本将导致董事会无法有效监督管理层,因而管理层有机会运用其权力来影响薪酬契约的制定,那么管理层权力越大,其是否更可能影响股利分配水平并扩大自身股权激励收益呢?最后,由于所有者“缺位”,国资控股公司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转移到管理层手中并形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因而,在国资控股公司,内部管理层拥有更大更广泛的权力,其自利能力更强,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更可能成为高管扩大私人收益的渠道；因此,股权激励背景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股权激励对象范围、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作为研究高管自利行为对股利分配水平影响的独立变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的股利决策上,高管是否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更进一步地,高管自利能力大小又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水平。具体而言分为三个方面：激励对象范围、管理层权力大小、产权性质差异。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根据本文的研究背景简要阐明研究意义,并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内容、框架安排及研究方法,最后阐述了本文贡献。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对经典文献中有关股权激励理论基础、高管自利行为和股权激励与股利分配的文献进行回顾与系统梳理,了解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动态和前沿,并对现有文献做了总结和评价。第三章,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通过对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下高管自利行为及管理层权力理论等相关理论的阐述,提出了本文的8个假设。第四章,研究设计。本章共分为三节。第一节对样本选取、数据来源及样本剔除标准进行了详细说明。本文选择2006年1月1日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之日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总体样本,剔除金融类、ST、PT公司以及股权激励方案后期未通过或停止实施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349家(次)公布并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样本。第二节说明了研究方法并列示了文中用到的模型,第三节则对文中用到的所有变量进行了详细说明。第五章,实证分析与结果。分为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四节。了解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情况、管理层权力等,并判断本文研究假设是否成立。第六章,研究结论、建议与不足。本章综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建议,同时也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通过实证分析与综合梳理,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公司是否股权激励与每股现金股利、送转股比例均为显著正相关,表明在股权激励实施后的股利决策上高管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将实施更高水平的股利分配。(2)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是否包含董事长与每股现金股利、送转股比例均为显著正相关,董事长对公司的股利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励对象包含董事长的上市公司,高管自利能力越强,其对行权价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调整的意愿更强,股利分配水平更高。(3)以总经理是否兼任董事或董事长、总经理在职时间、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这五个指标为基础构建的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与每股现金股利、送转股比例均为显著正相关,即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自利能力越强,其越可能利用自身权力影响股利分配水平来获取尽可能高的个人收益。(4)从上市公司产权性质来看,其差异并不会导致股权激励实施后高管自利行为发生差异,不会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水平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分析原因在于：一方面国资控股公司筹资渠道更广,对内源融资的依耐性相对较弱,因而可能更多地进行股利分配；另一方面,由于国资控股公司普遍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其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管理者往往为了一己私利进行过度投资。管理者为了保留更多的自由现金流量以备投资,将降低股利支付水平。因此,综合上述正反两方面原因,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差异并不会显著影响股利分配水平。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拓展了股权激励与股利分配研究的视角。国内有关股权激励与股利分配的研究中,对股权激励方案实施过程中所蕴含的高管行为研究较少。通常认为,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发挥需要良好的公司治理、健康的资本市场以及合理设计的业绩考核指标等,但现实中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公司治理问题等导致了高管自利行为。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高管自利行为,并且进一步研究了高管自利能力大小对股利分配水平的影响,在研究内容上较为新颖。其二,国内学者对股权激励对股利分配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且多数只对现金股利或者送转股中的一种股利形式进行研究,鲜有文献同时研究现金股利与送转股水平,本文同时考虑了高管自利行为对二者的影响。并且,作为影响高管自利能力的因素之一,管理层权力不可忽视,本文选择了五个管理层权力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运用statal2.0得到三大主因子,然后以各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合成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较为新颖。其三,随着更多股权激励相关规范的出台,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本文选择《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正式开始实施的2006年到2012年作为研究区间,扩大了研究样本量。本文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股权激励程度大小能够直接反映出高管自利动机的强弱,若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程度越高,其自利动机可能越强,其更可能选择实施高水平股利分配以最大化自身收益。本文未考虑股权激励程度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其二,管理层权力实际上是一个潜变量,不能被直接精确观测。本文在参考权小峰、吴世农(2010)对管理层权力度量的方法之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择总经理是否兼任董事或董事长、总经理在职时间、董事会规模、内部董事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比例这五个方面指标对管理层权力进行衡量,但并未能将权力因素从公司治理因素中完全剥离出来,且有可能遗漏其他权力构成因素。